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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有新中国成立之前教育哲学建设的良好基础，另一方面又有新中国成立之后教育学中国化探索的基础，二者的结合，使我们有意识也有能力编写中国自己的教育哲学。
无论是黄济的《教育哲学》，还是傅统先和张文郁的《教育哲学》，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针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解答，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哲学体系。
这一探索，摆脱了我国教育哲学建设初期对西方教育哲学的依赖和模仿，使教育哲学的重建走上了主体建构之路。
在探索建设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路上，黄济的《教育哲学》和傅统先、张文郁的《教育哲学》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试图体现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但刁培萼和丁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是把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
该书“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主线，探讨自然、社会、思维的发展与教育相互作用的规律性，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教育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为教育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①。
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教育，并不盲目排斥国外的教育哲学思想，而是在研究、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做出恰当评价，以利于建设我国的教育哲学。
重建之初，一些教育学者翻译和介绍了西方教育哲学的不同思想流派，如张焕庭主编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陈友松主编的《当代西方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陆有铨译的罗伯特·梅逊的《西方当代教育理论》（文化教育出版社，1984），崔相录的《二十世纪西方教育哲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陆有铨著的《现代西方教育哲学》（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
这些翻译和介绍，使我们及时了解了西方教育哲学发展的新动向。
（三）建立学术组织，凝聚一批人才
20世纪上半叶，在教育哲学初建时期，有一批优秀的教育哲学家，如范寿康、吴俊升、张栗原、姜琦、杨贤江等，他们留学欧美，研习哲学和教育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和宽阔的学术视野。
但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哲学30年的中断，造成了教育哲学人才的断层。
教育哲学的恢复重建，需要一批专业人才，但短期内只能通过其他学科“转嫁”
人才的方式完成，“转嫁”
人才的学科主要有两个：一是教育原理，二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转嫁”
人才只能解决暂时问题，根本上还要培养专门的教育哲学人才。
在恢复教育哲学之时，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学校就在教育学原理专业的学生中培养教育哲学的研究生，为教育哲学的发展准备专业人才。
1986年，全国教育学会教育哲学专业筹备委员会成立，1988年正式成立委员会（现更名为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
学会凝聚了全国教育哲学同人，定期开展学术研讨，交流教学和研究经验。
学会队伍不断壮大，从最初3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二三百人。
截至2018年，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已经成功举办19届学术年会和一些专题研讨会。
2017年江苏师范大学设立了“徐州教育哲学论坛”
。
自成立以来，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的影响不断扩大，吸引了来自国内外学者的参加，凝聚了国内教育哲学学者，培养了一批新人，推进了教育哲学的国际化交流。
（四）教育哲学研究以概论式著作为主，分支领域式研究渐露苗头
教育哲学著作分为概论式、分支领域式和问题研究式三种类型。
教育哲学学科概论式著作以介绍教育哲学为主，全面介绍教育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基本内容。
分支领域式著作是教育哲学在各个分支领域中的运用和体现，以建立教育哲学的分支学科。
问题研究式著作是将教育哲学原理运用到教育问题的分析中，以探讨解决教育问题的哲学之道。
据此，对1979—1999年国内出版的教育哲学著作进行统计分类，发现33本教育哲学著作中，概论式的著作有26本，分支领域式的著作有4本，问题研究式的著作有3本。
这说明1979—1999年，教育哲学研究以学科概论式的研究为主，以分支领域式的研究为辅。
1988年，黄济主持国家教委博士点专项研究项目“教育哲学系列研究”
。
黄济认为，要先对中国和西方的教育哲学分别进行整理、研究，在此基础上写一本教育哲学通论。
这就是陆有铨的《现代西方教育哲学》和黄济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
在此基础上，黄济完成了《教育哲学通论》，代表恢复重建时期教育哲学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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