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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德育论研究的“中国化”
探索（1956—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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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开始，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使得中国教育必须摆脱苏联教育模式的束缚，独立探索“中国化”
的教育发展之路。
这一时期的“中国化”
教育改造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德育理论研究的“中国化”
探索，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全面批判苏联教育学，尤其是批判凯洛夫《教育学》，在批判、反思中全面厘清与苏联教育经验的关系；二是在挫折中摸索中国教育及德育的出路，试图走出属于中国自身的教育学和德育理论研究的发展道路。
一、对凯洛夫《教育学》及苏联德育模式的批判
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我国教育领域开始了对苏联教育学及德育理论体系的批判，矛头集中指向凯洛夫《教育学》及其德育思想。
1957年春，曹孚在中央行政学院以“教育学研究中若干问题”
为题做学术报告。
曹孚认为，我们不能片面地照搬、照抄凯洛夫《教育学》，我们要在方法论方面丰富教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以避免教育体系的模式化、教条化和孤立化。
①1957年，瞿葆奎发文指出，我们应该对凯洛夫《教育学》及苏联德育经验保持清醒头脑，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我们必须努力批判和克服”
②。
因此，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学习和借鉴苏联教育经验，避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瞿葆奎主张以理性的态度来反思和批判凯洛夫《教育学》及德育思想，既要看到凯洛夫《教育学》及苏联模式的贡献，同时要坚决批判照搬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
1958年以后，凯洛夫《教育学》受到了更严厉的批判。
这一时期德育理论研究的“中国化”
探索和改造，不再以苏联的共产主义德育思想体系为模板，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德育实际阐发了学校德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和任务、原则、过程、方法等，开始独立探索“中国化”
的德育理论研究之路。
二、探索德育理论体系的“中国化”
道路
伴随着对凯洛夫《教育学》及其所代表的苏联模式的全面反思和批判，我国教育学界随即也展开了构建中国教育学及德育体系的独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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