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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作为教学的载体，是发展教学论学科的直接对象，它的多元表达形式应该在书中凸显，教科书的编写者要更加关注教学论知识形成背后的复杂运作问题，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能够时时反思我国本土的教育教学与学习主体以及本国特定社会文化派生问题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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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教学论发展功利性问题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不断加强，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学、伦理学、生态学、语言学、信息科学等学科被引进教学论领域。
教学论研究视野不断拓展，催生了一些新的教学论范畴，如教学哲学、教学知识、教学伦理、教学生活、教学智慧、教学文化、教学制度等。
②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参与到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社会影响力大大提升，学术交流持续走向繁荣。
1999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台北教育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等多家单位联合发起的“海峡两岸暨香港课程理论研讨会”
的召开，表明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术交流开始超越大陆（内地）视野。
无论是从当时教学论的学科范围还是学科议题抑或是学科交流上来说，教学论始终向着更广阔的方向发展。
正是由于其研究领域扩大，出现了很多“新”
领域。
这为一批批新兴的教学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研究方向。
在此阶段，课程论与教学论之间呈现出融合的趋势，二者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教学论的研究外延。
相关研究者数量呈上升趋势，教学论的学术研究议题日益丰富。
学术研究群体的扩大必然会推动教学论的发展，但研究人数增多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类问题的产生。
吉标在《改革开放40年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术交流的历程、问题与应对》①一文中提到，融合阶段课程与教学论学术交流中出现的功利性问题包括：一是会议举办的实用主义动机。
毋庸讳言，在当前纷繁众多、层次各异的学术会议中，有的主要是以提高知名度、塑造外在形象为目的，有些则仅仅是为了应付或完成某些评价指标而举办，还有的则是出于难以言说的经济利益考量……凡此种种，势必会影响课程与教学论学术的健康发展。
二是与会者的非学术动机。
对学者而言，学术会场既是学术交流的场所，也是同行之间人际交往、情感联络的重要平台。
参加学术会议可以增进自己与同行之间的人际沟通和情感联系，以及借此获得其他一些额外收益，但真正的学者不会也不应该将此当作参与学术会议的主要动机。
审视当下的学术会场，与会者实际上持有形形色色的“非学术化”
动机：有些人往往基于人情交往的考虑，对会议的内容和主题并不关心；有的人是为了在学术圈“混个脸熟”
，拓展自己的人脉；还有人则打着参加会议的幌子，实则游离于会场之外，与真正的学术交流不甚相关。
教学论发展功利性问题还体现在教学论的研究中。
许多研究者没有把教学理论研究作为一项严肃的科学活动。
研究者常常无视或有意回避现实的教学问题去闭门造车，他们研究的目的不是解决实践中的教学问题，而是为了拿到学位、完成项目、获得津贴，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科的发展。
教学论研究的这种功利化行为与我国当时的学术评价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以教学论学科为例，现行的学术成果评价制度没有为优秀的研究成果的产生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
要改变教学论研究的功利化倾向，首先必须变革现行的学术成果评价制度，为优秀成果的生成提供相应的制度支持，而不是对教学论研究者进行放弃物质享受、追求学术理想等的说教。
教学论研究能够发展到今天，取得这样的成绩，说明还有一部分真正有学术良知、以教学问题为研究兴趣和学术追求，并深入教学实践，研究本土教学问题的研究者。
对于教学论研究发展中的功利化问题，现实情况决定了我们不能完全排斥和消除学术交流背后的功利倾向，但倘若把追求名誉、权力和具体利益作为开展学术交流的主要目的，就必然会背离甚至干扰课程与教学论的学术发展方向，所以在教学论功利化倾向问题上，更多的学者认为相比消除功利化，倒不如选择利用功利化激励学者进行教学论研究。
三、教学论研究的思辨偏向
学科发展离不开学科研究，学科研究的走向、方法及成果自然会推动学科的发展。
所以，学科发展的评估指标中，学科研究占的比重很大，人们会根据学科研究水平来判断学科发展的层次。
（一）教学论研究思辨偏向问题的现状
我国教学理论的实践探讨在20世纪有所发展，但是依旧处于相对浅层研究阶段，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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