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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的钻探，仍然是纯净的细夯土，张占民和丁保乾蹲下身掰开夯土仔细观察，发现夯面非常平整。
根据多年的勘探发掘经验，秦始皇陵地下陪葬坑一般都是坑道式的建筑，这种地下建筑一般都应有土隔梁，而土隔梁又大多是利用比较纯净的黄土夯筑而成，其特点是夯层较薄、夯面平整。
如果将这些现象同在上部发现的红烧土联系起来考察推断，则可以肯定此处就是一处地下陪葬坑。
至于这个坑的规模、结构及内涵当然现在还不敢贸然做出结论，一切尚待未来的勘探与试掘。
几年后，张占民在叙述这一段经历时，曾充满**地说道：“当日勘探的收获如获至宝，我们商定暂且秘而不宣，消息只局限于队内的几位干部和学员，计划待动物坑发掘完毕再行勘探，后来也只是向省考古所主管业务的王占奎副所长做过汇报。”
这样，新发现的这座陪葬坑除张占民等身边的几人外，一直不为外界所知。
而陕西省考古所亦未做出发掘的反应，事情似乎沉寂了下去。
直到1997年春末，情况才有了新的转机。
这一年的4月，北京大学考古系赵化成教授率领部分学生来陕西省实习，被安排在秦陵考古工作站。
由于对事先预定的秦陵刑徒墓的发掘迟迟不能开工，在张占民的建议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领导人的批准后，拟对陵南下陈村原发现的陪葬坑进行发掘。
1997年4月17日上午，张占民率领工作站的部分考古人员，携同北京大学赵化成等4名师生赶往下陈村工地，开始在去年夏天发现的红烧土周围展开钻探。
经过一个上午的努力，终于在即将下班午休的一瞬间，丁保乾最后一铲带上了纯净的木炭灰。
在大家的惊喜与期盼中，接着又是两铲，带出的遗物同样是纹路清晰的木炭灰。
根据以往的勘察、发掘经验，有木炭灰意味着陪葬坑坑底原来铺有木板，而秦始皇陵区凡是铺有木板的陪葬坑规格都相当高。
这一发现令在场的考古人员和北京大学师生欢欣鼓舞，兴奋异常。
自此之后，丁保乾等钻探人员继续在红烧土的周边钻探，每隔2米的间距布一个探孔，很快找到了坑的西壁。
钻探人员以此为基点沿西壁向北钻探，只打了几个探孔，向北延伸不足10米便找到了北壁。
这一发现使在场的人员备受鼓舞，遂兵分两路，一路沿着西壁向南探索，寻找坑的南壁位置，另一路人马则顺着北壁向东钻探，以寻找坑东壁的位置。
想不到仅仅三五天的时间，坑的南壁又被钻探出来。
有了南壁与北壁的具体位置，坑的宽度和长度也就自然地显现出来。
在初步丈量之后，发现此坑南北长达105米，东西超过了80米，总面积已超过了8000平方米。
但这个数字并不全是坑的面积总和，因为东界仍在向外延伸，如此之大的陪葬坑，出乎大家的预料并为之惊讶。
为了不影响北大师生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张占民决定一面继续寻找东壁，一面打南北剖线，了解勘探坑的结构与内涵。
张占民（左二）向前来考察的专家介绍发现情况
丁保乾在陵园钻探
秦陵K0007陪葬坑所在陵园位置平面示意图
经过大约10天的重点勘探，考古人员在坑的中部发现了夯土隔梁和过洞，同时还发现了两处斜坡门道。
沿斜坡门道探到坑底，发现整个底部木炭灰厚达30厘米。
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出，该坑建筑结构与兵马俑坑基本相似，两者均为土木结构的过洞式建筑。
所不同的是，兵马俑坑的过洞均为东西向，而这个坑的过洞既有东西向又有南北向；兵马俑坑过洞底部铺有青砖，而这个坑底部铺有30厘米厚的木地板；兵马俑坑的斜坡道均呈对称状，而这里的门道南北并不对称，只是西南角与东北角两个门道位置相似，由于当时东南角的门道尚未探出，是否与西北角门道相对称仍处于猜测之中，但整个坑的大致规模、结构已有了一定的眉目。
5月7日，丁保乾、杨四娃等钻探高手又来到了现场，开始了寻找东壁的行动。
当时整个坑从西壁往东延伸的距离超过100米还不见东壁，再往东便是通往下陈村的一条小路。
丁保乾等在路东约6米处开始布打探孔，随后一直向东延伸，当延伸到128米处时，终于找到了东壁。
东壁的出现，意味着考古人员苦苦探寻的一个大型陪葬坑的形制与结构基本搞清。
这是一个平面轮廓为长方形，主体部分东西长130米、南北宽100米；南北两边的东西端各有一条斜坡门道，平面均呈梯形，大端接于坑内。
整个坑的总面积达到了1.3万多平方米，这是已知秦始皇陵园城垣以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陪葬坑，与外城以外的兵马俑一号坑面积相当略有超出，坑的方向与陵园整体方向基本相近。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这是秦陵开展钻探工作20多年来，考古人员在陵园东内外城垣之间首次发现的陪葬坑，其位置较此前发现的兵马俑坑距陵墓地宫更为接近，从而为进一步在此区域寻找新的陪葬坑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例证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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