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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是兽难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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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国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一贯的思维方式和学术研究套路，既然古蜀的历史已有了一个雾中楼阁般隐隐约约的转承组合系统，下一步就要看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是否与这段历史和这个系统相匹配。
也就是说，这些文物与古蜀历史上的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等为王的时代有无内在的关联。
如果没有，当作别论；如果有，属于哪个时代，相互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如何对号入座，并找到自己的最佳搭档，等等。
只有找到了这种内在的关系，最好是能对上号，研究工作才能取得重大成果甚至是重大突破。
对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著名考古人类学家、美籍华人张光直，在追究其形成的历史渊源时曾精辟地论述道：“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发掘——由国家集中人力采用新输入的现代考古学的方法所进行的发掘，是在河南安阳的殷墟。
这件事情对中国考古学后来的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
殷墟是历史时期的遗址，对它的研究一定要使用文献的材料、出土甲骨和金文的材料，所以把考古学主要放在了历史学的范畴内。
考古学的目的、方法和所利用的文献，使它主要在中国历史学的传统内延续下去。
这种考古学的成见，影响到史前学的研究。
假设中国集中人力连续数年发掘的第一个遗址，不是殷墟而是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比如半坡、姜寨或者庙底沟，培养出来的一代专家，不在历史学而是在史前学的领域内，很可能中国考古学会走到另一条路上去。
中国的考古学会更加注重生态环境、植物、动物、土壤的研究，注重陶片分析、遗址分析和石器分析等等，就如西方的那样。
但是，历史是没有假设的……中国学者的一个习惯，是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
中国过去所有的考古学家，都是研究中国历史出名的，历史学家也基本上是这样。”
修复出土器物
既然历史不能假设，以安阳殷墟发掘为标志培养出的中国学者的学术思维和路数，也就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一个大的改变。
它所形成的强大惯性还要在考古学与历史学探索的学术道路上延长若干个时日。
殷墟的发掘和研究如此，三星堆遗址以及器物坑的发掘与研究同样如此。
那么，摆在众学者面前的三星堆遗址之谜，是否由于有了文献或多或少的记载与出土器物的参照，就能在历史的这个大框架中对号入座，在排列组合之中得以全面解开？这是一个有志于包括三星堆在内的古蜀文化探索的专家学者，所面临的一个既充满**又荆棘丛生的探寻目标。
青铜面具
1987年5月26日，经四川省文化厅文物处与省考古研究所请求，中国历史博物馆派员四人，重庆市博物馆派员一人赴成都，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的修复专家杨晓邬等人会合，共同进行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出土器物的清理和修复工作，以便推进相关的发掘资料的整理、发掘简报的撰写和各项研究工作的进程。
按照四川方面的规定，此次修复的器物主要是受到社会各界特别关注的青铜大立人像、大面具、纵目人面像、青铜人头像以及尊、金杖等器物。
通过各方修复专家的密切配合与通力合作，修复进展顺利，在四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保存较好的主要文物，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原貌。
青铜面具摹图
1987年10月，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铜头像、纵目人面像等精品文物，随《全国重要考古新发现展览》首次赴北京，在故宫展出。
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地人士的极大关注，纷纷前来一睹为快。
著名考古学家、时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张光直闻听这一消息后，专程从美国飞往北京参观这次展览，并在青铜立人像前，久久伫立，赞叹不已。
从清理和修复的器物看，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共出土了五十四件青铜纵目人像及面具。
这些面具看上去奇特古怪，整个造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
因而两坑的发掘主持人“二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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