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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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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大起大落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一会儿把英国推进绝望的深渊，一会儿又让它浮上胜利的**。
历史学研究不可能超越这个时代背景，它同样有希望也有失落。
历史学的专业化倾向加强了，过去那些有钱有闲的绅士用业余时间写作历史的情况不再存在，历史学家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大学教授的职位增加了，其人数之多足以使他们每个人都专门集中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
但这是个十分危险的倾向，结果是历史学与公众进行交流的机会减少了。
专业化倾向与大量增加的史料有关，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向公众开放，更多的文件需要历史学家去整理，在历史学界，要成为无所不知的通才已经不大可能。
当历史学家在自己专业的范围内忙于梳理时，他们发觉对研究范围之外的事几乎一无所知，满足不了公众的要求。
公众于是表示不满，史学家的队伍便分成了两派，一派仍然致力于专业化研究，另一派则想为历史提供意义，提供一种历史哲学。
费边社历史学家就试图提供这种哲学。
20年代末，英国工党开始掌权，历史学家以同情的目光审视这个过程，尝试解释其中的原因。
他们研究工业社会的历史，展现劳工经历的苦难，寻找工党与工会运动之间的关系。
1894年韦伯夫妇出版了《英国工会运动史》（HistoryofTradeUnionism），1897年又写出《工业民主》（IndustrialDemocracy）。
此后，韦伯夫妇写了许多著作，其内容涉及司法、地方政府、城镇、农村劳工等等，十分有力地揭示了工业社会对工人生活的影响。
他们之后，另一个费边主义者G.D.H.柯尔同样多产，同样有才华，他的多卷本《社会主义思想史》（AHistoryofSocialistThought）至今仍有巨大的影响。
第三位重要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是托尼，他在社会史与经济史研究中使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也使用马克斯·韦伯的思想。
托尼强调普通劳动者的历史地位，作为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相信对劳工的同情合乎人类本性。
他为工党写了不少小册子，并为工人教育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
不过，最让人难忘的是他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andtheRiseofCapitalism，1926年），这本书奠定了英国宗教社会学的基础。
他在书中说：历史的任务是“鼓励和激起人们生存的勇气，而不是制造尸体，通过扩大人们的知识范围来增强人们的理解力，从而在我们时代面临的问题中看到新的天使”
。
自托尼以后，社会史就更加是“没有政治的历史”
了。
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人们对历史是艺术还是科学的老问题失去了兴趣，历史学家把注意力转移到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上。
柯林伍德（R.G.gwood）发展了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观点，认为过去并非是一堆死去的材料，而是活生生的体验物；历史包含着对过去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只能通过历史学家的思考和体验完成。
历史学家需要运用想象力，但过多的想象又可能破坏历史的真实。
如果认为历史独立于历史学家而存在，那么，它要么有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要么就得承认有多少个历史学家就有多少个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就是对过去的探讨。
然而对置身于历史之外的人来说，由于无法体验当时人的真实感情，过去也就没有意义。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假如历史的意义需要到历史之外去寻找——无论是到基督教还是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如果不经过与史料对话，就有可能毁掉历史学。
剑桥学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Bartfield）揭示了历史学的另一种危险倾向，即根据现在的需要去解释过去。
他攻击辉格派史学家如马考来和屈维廉等人，他们把路德看作宗教自由的起点，把以后发生的事看作是进步与反动的斗争，而历史学家永远站在进步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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