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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笔记为我们标定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1941年4月，加缪决定创作一部以鼠疫为主题的小说。
这一写作意向在这一时刻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1941年法国已经在纳粹的兵锋下投降，包括巴黎在内的北方国土全部沦为敌占区，仅剩维希政府在南方苟延残喘。
也正是在这一年，加缪在友人介绍下加入了抵抗运动组织，负责情报搜集和地下报刊出版工作。
所以，时代、环境与经历对于加缪此次创作起到了明显的刺激作用。
笔记中提出的“悲剧世界与反抗精神”
，与加缪当时的处境息息相关。
除此之外，这则寥寥数语的笔记还蕴藏着丰富的意涵。
不仅“鼠疫”
一词作为小说的主题首次出现，这则笔记更包含着加缪重要的创作纲领。
“第二个系列”
这一提法，一方面暗示了当时刚完成不久的《局外人》（完成于1940年）、《西西弗斯神话》（完成于1941年）、《卡里古拉》（初版完成于1941年）为加缪心中的“第一个系列”
[4]，更充分说明，在加缪构思《鼠疫》的最初时刻，脑海中已经产生了“系列”
意识：他即将创作的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系列作品。
加缪为这个系列最初构想了一部戏剧和一部小说，之后还将进一步扩展，最终形成“反抗系列”
（包括小说《鼠疫》、戏剧《戒严》和论文《反抗者》）。
而“反抗”
这一关键词在这里已经出现：“悲剧世界与反抗精神——布杰约维采（三幕剧）。”
表面上看，“悲剧世界与反抗精神”
在此仅仅用以描述《布杰约维采》（亦即日后的《误会》）这部戏剧的主旨，但是，既然加缪在此将戏剧与小说视作同一“系列”
框架下的姊妹篇，这一对戏剧主旨的描述无疑可以被小说所共享。
事实上，相比于日后被加缪修改得面目全非最终更接近于荒诞主题的《误会》，“悲剧世界与反抗精神”
这一主旨反而在《鼠疫》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达。
从1941年确立意向，到1942年正式动笔，直至1947年小说付印前最终修订完毕，在加缪无数次调整和改动中，“悲剧世界与反抗精神”
得到了不断深入和强化。
与此同时，法国历史也在这段时间经受着剧烈的动**：从1940年法国战败后北方沦陷以及自由法国在本土之外建立与维希政府形成对抗，到1942年整个南部自由区被德军侵占，再到1944年盟军反攻后法国全境逐步解放，及至1945年纳粹战败欧洲战事终结，最后到1947年东西方阵营之间铁幕形成，一场新的战争似乎在地平线远端若隐若现。
在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背景下，加缪本人的经历同样波澜起伏：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他曾试图参军入伍，但糟糕的身体状况令他无法胜任，不过很快，他投入了本土抵抗运动中，并最终成为《战斗报》的主笔，以文字唤醒全民的斗志，不但完整见证了法国沦陷期间的至暗时刻，更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与他的战友们不懈反抗直至解放到来，而在短暂的欢庆之后，加缪警惕的目光很快便投向了那张渐渐升起的铁幕，对人与人、国与国、阵营与阵营间的隔阂与敌意忧心不已。
这段经历深切地影响了小说的写作。
《鼠疫》不是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回顾总结，它的写作过程与这些历史事件以及加缪的个人经历是同步、共时的。
加缪留下的那些被无数次涂改的草稿足以说明，他对《鼠疫》的创作远非一蹴而就。
而在这些大面积改动中，除了文风、结构等艺术方面的考量，历史的激烈变动带给加缪的经验也在不断逼促他调整自己的叙述，多次调整大纲，删改人物，更改情节。
小说与现实的联系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浮现[5]。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25250号打字稿第85页上，加缪留下了一处笔误，把“鼠疫”
直接写成了“战争”
。
这一无意识的错误在校样中得到了更正，但这足以说明，在加缪的潜意识中，“鼠疫”
与“战争”
是一组同义词。
在小说最终定版后，这一同义关系依然在细节处得到了保留，只是进行了更和缓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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