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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唯才是举与曹操的转折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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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无疑是对这种注重能力的社会风向有极其敏锐的感知能力和推动作用的人物。
时人以“英雄”
来评论他的时候，即使不是从道德的意义上来说的，也肯定了他极为突出的个人能力，而这恰恰是当时环境最为需要的。
所有的竞争，从本质上来说，大概都是人才的竞争，所以，历代以来对于人才都是颇为重视的，这也是一个极为悠久的传统。
建安八年（203），在官渡之战后，曹操颁布《论吏士行能令》（亦称《庚申令》），针对有人议论“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
的说法，鲜明地表明其立场：“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
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
’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
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这里对“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的强调，更是突出了曹操对个人的能力的重视。
建安十五年（210），曹操颁布《求贤令》，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
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
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这表明了他“唯才是举”
的立场，也就是说，在曹操的考量中，才干、能力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而非道德立场。
四年之后，建安十九年（214），曹操又颁布了《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亦称《举士令》），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
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
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这里同样提到了陈平和苏秦的例子，无论是陈平还是苏秦，在道德的标准面前，都不具备积极意义，但是他们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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