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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督教道德与怨恨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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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修行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根源和一种迥然不同的意义。
先且说一种纯粹的教育意义：为某些确定的民族目的（如战争、狩猎等）而进行的教育，如当初斯巴达人力倡的“苦行”
的教育意义，这种教育在此还不足道。
倘若苦行的意义和价值是从充实、强劲、内在统一的生命之中形成，并且赞颂、促动生命，而不是在生命之外找寻目的，这种形式的苦行才是更高超、更高贵的。
这种苦行最终的思想根基在下述前提：生命根本是一种自主的、基于本原现象的涌动（Agens），它既不会消融为意识现象（感觉、感受）或身体机能，也不会消融在这两者的联系之中。
但若给予这一前提，若生命是具有功能和形式的分立组合体，而功能和形式又只是在无机质料及其机理上表现出来并呈现于质料，那么，生命本身就有自己的价值，这些价值永远不会消融为使用价值、感官快感或不快感的价值、技术价值。
[31]在（生命的一种自律）前提中，最强的生命并不同合目的地适应自己环境的机理（无论是躯体的机理或人造的机理）的极大值相关，而是同其最小值相关，能促其生长发育。
因此，苦行伦理就会是强力的生命表达，其伦理律令自然也不同：自己锻炼纯净的生命功能、苦炼恰好在同所需机体的极小值一起出现的东西（此极小值在不断增长）。
[32]
尼采关于基督教道德的起源是一个含义深刻的假说。
但是，认识到这类假说是错误的，并只加以批驳是不够的，还得探究：尼采是如何陷入谬误的，以及对他来说何以会有如此程度的假象。
根源在于：其一，他用来衡量基督教道德的价值尺度是错的，而用此尺度来衡量基督教道德，尤其是基督教之爱理念时，对这一爱理念的本质的认识也错了（这不是一种历史的和宗教的论断上的失误，而是一种哲学的失误）；其二，在事实上歪曲了基督教道德，基督教伦理早就通过一种以完全不同的历史为基础的价值与历史的相互作用而发展，这种基督教伦理在其相当早的历史时期就形式多样地起着决定作用。
毋庸置疑，基督教伦理与基督徒的宗教世界观和上帝观分不开。
没有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上帝观，基督教伦理就没有意义。
赋予基督教伦理以整体的、可与其宗教意义分离的世界性的意义，从中重寻一种普遍“人性”
的道德的基本准则或一种宗教上“无先决条件的”
道德之准则，虽是意图良好的尝试，但无论是基督教的朋友还是敌人这样做，都在根本上犯错。
将基督教宗教和基督教道德最低限度地联系起来的中间环节是关于精神国度的设定；精神国度的对象、内容和价值不仅高于一切感性领域，而且也高于整个生命界；这即是耶稣的所说的“上帝国”
。
爱的律命涉及作为在上帝国中的共契之成员——人；基督教世界中的统一意识或群体意识，指的是上帝国中的统一和群体，或者上帝国被看作其根基。
[33]尽管爱和基于爱的群体总是在尘世的群体形式中起作用，并促进感性欢娱、解除痛苦、创造欢乐，这一切也只在下述情况下才有价值：这些群体以及将这些群体联系起来的爱之力量充满生命，植根于“上帝国”
并重返“上帝国”
。
这还根本没有涉及“上帝国”
在何种程度上是“超验的”
、“彼岸的”
，或是“内在的”
、在世界本身之中的，也未涉及一种存在形式在何种程度上是死后才开始，还是当下“存在着”
，因而对虔诚之人是可能的。
无论如何，它都是存在的一个层级，与生命界的价值、法则、秩序均无关，存在的所有其他层级都植根于此层级，人只在这一层级上才找到自己此在的终极意义和价值。
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基督教价值观（因而一切基于此价值观的律令）就必定涉及一个尺度，假若这一尺度被设定，它必然把基督教的价值贬为没落价值（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这个尺度就是最大限度地促进生命。
尼采直接把基督教价值与这一尺度扯在一起。
而生命，包括最高形式的生命（即人的生命）对基督徒而言，从来就不是一种“最高的财富”
，而仅仅是一种财富而已。
尽管生命（因此也包括人类的社会和历史）构成了“上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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