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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密以一般劳动作为价值的本质规定时，虽然他讨论的直接对象是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但他在理论建构中将这种劳动的意义一般化了，这个一般化，一方面虽然反映了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深刻理解，但另一方面也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抽象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这也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以劳动作为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作用的原因。
但从劳动的这种人类学意义出发，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就无法呈现出来。
从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出发，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的历史性规定消失了。
物质生产过程体现为人与物的结合过程，当资本失去了历史性社会关系的规定性时，在其直接表现形态，或者体现为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或者体现为货币。
当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被简化人与物的结合关系时，古典经济学家的下述理念就是正确的：
第一，在人类学的意义上，一切劳动都是物与物、物与人的结合，资本直接表现为没有资本形式所规定的物，这里的人当然也是没有历史性社会关系规定性的人。
如果只从物的角度来理解资本，那么人们的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都可以算是资本。
当这种理念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制而扩展到对一切社会的看法时，原始社会打猎用的弓和箭都可被看作资本，因为仅从物的规定性角度来看，弓箭与现代生产机器都是生产工具（从这里延伸出来，就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这种理解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因为它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恒化了。
这种从物的角度来理解资本的思维方式，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方面面。
比如在讨论利润时，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利润来自于资本构成的各个组成部分，按照这种思路，不是可变资本创造剩余劳动，而是一切资本都创造利润。
在这种思路中，剩余价值被利润所取代，当然也就无法发现剩余价值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从这种立场出发，就只能得出粗俗的唯物主义观念。
比如在讨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时，李嘉图认为：“资本消耗有快有慢，因而它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再生产出来的次数有多有少，根据这种情况，就被称为流动资本或固定资本。”
[20]李嘉图是从物的属性角度来看待两者的区别的，这当然是一种拜物教式的思维，马克思随之嘲讽地说：“按照这个规定，咖啡壶是固定资本，而咖啡则是流动资本。
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
[21]这正是将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超历史化的思维结果。
当特定的社会关系消失时，剩下的就只是“物”
与“人”
了。
第二，当资本的关系简化为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交换就成为一切社会的规定，而这种交换的产生就在于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利己心，人的需要也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得到满足。
这不只是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政治学家的理论信念。
斯密就认为，人类天生就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
的倾向[22]，他把这种倾向看成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在分工与交换的作用下，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于他人的劳动，依赖于交换的结果。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前面讨论的黑格尔的“市民社会”
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因此，与资本的物化相一致的，就是人的抽象化，“经济人”
就是这种抽象化的结果。
而这种抽象的物与抽象的人，正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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