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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自我保存观念的反思，也是《启蒙辩证法》的一个重要主题。
从不变资本的构成来看，原材料与附料随着劳动时间而消失，其原来的价值也随之消失，但这种消失是为了重生，并以新的使用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原材料与附料的价值以及新加进的价值，都通过新的使用价值的载体而呈现自己。
这是一种否定，但这种否定并不是全部抛弃，而是变形与重生。
劳动资料如机器、厂房等，则在一定的周期内实现自身价值的转移。
不能重新进入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上述排泄物，则成为废物。
这种废物不仅包括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而且包括不能重新进入劳动过程的劳动力，所以马尔萨斯把不能劳动的工人作为废物一样的东西来处理，从资本逻辑的视角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以此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非人的学说。
这当然是一种价值层面的批评。
在现实层面，这种把人非人化，合乎现代社会的原则。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意识到这两个层面的区别，从而不再以价值层面的批评替代历史层面的科学分析。
在这个层面上，阿尔都塞的“断裂说”
有一定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与剩余价值生产相关的这种计量时间，是最合乎物的时间。
这种物不是有其自身物性的物，而是处于剩余价值生产图景中的物，是可以按照计量时间来计算其价值的物，是实现剩余价值的载体。
根据上面的论述，一定时间内的劳动的凝结成为价值的来源，新产品的价值可以用如下的公式来表述：产品价值=C+V+m。
C即不变资本，V即可变资本，m为剩余价值。
如果我们以12小时为一个工作日，其中6小时为支付工人工资的必要劳动时间，那么，m就为6小时劳动的凝结物的价值，而C的价值，则在劳动过程中转移到新产品了。
结合前面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用具体的数字来表述上述公式：
30先令的棉纱价值=24先令（C）+3先令（V）+3先令（m）
这里的时间还是从计量的、可直接分解的意义上来理解的。
按照这种解释，就会产生一种假象：只有在后面的6小时里，才存在着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而在前6小时里，工人则在生产出自己的必要生活资料所体现的价值。
正是根据这种计算方式，西尼尔在经过一番计算之后认为，英国棉纺业工厂主的纯利润及其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取决于“最后一小时”
。
如果以12小时为一个工作日，假如前11小时都用以抵消已经消耗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那么这最后一小时才是创造利润的劳动时间，如果将这一小时取消了，那么棉纺业就不可能获得发展。
“最后一小时”
的论证当然有其特定的背景，即与当时工人争取缩短劳动工作日的时间有关，但如果从计量时间的角度来看，这种算法似乎又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知道，这种算法当然是错误的。
根据前面的讨论，在每一个单位的劳动时间内，都存在着旧价值的转移与新价值的创造，这也意味着，在每一个单位的劳动时间内，都存在着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价值转移与新价值的生产是同时进行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计量时间合乎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但计量时间在一定的意义上又可能成为遮蔽资本逻辑的烟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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