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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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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希望，淦昌也。
竺可桢抖着小胡子，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起来。
此时的王淦昌无可非议地成了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
1950年，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邀王淦昌赴京主持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组建工作，并全面启动新中国的核物理科研。
王淦昌感到内心无比舒畅，尽管当时条件并不比解放前好多少，但完全可以按照物理学的本身规律进行理论与实验工作了，这对历经了十几年战乱的王淦昌来说是太宝贵了。
因为如果不是那十几年的战乱影响，他早已把诺贝尔奖牢牢捧在了怀里。
90高龄时的王淦昌回忆起解放初期的工作情录时，两眼闪着光芒：那时我们整天觉得有使不完的力量，有干不完的活。
根据国家的统一部著，当时的核物理学向着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4个基础领域的方向挺进。
通过对宇宙线的观测，发现新粒子并研究其性质，是王淦昌多年的夙愿。
1954年，他和助手们在海拔3185米的云南落雪山成功地建造了我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第二年就利用自制的设备，完成广一批科研实验，论文一个中性重介子的衰变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宇宙线物理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各国问行强烈反响。
当时与王淦昌同时歼展宇宙线研究的两位苏联院士在帕米尔高原上也建了一个宇宙线实验站。
这两位苏联专家好大喜功，用自己设计的一套电子系统操作，不久就声称已发现―种叫变子的新粒子，因此在苏联走红，获得斯大林奖金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王淦昌对苏联同行的成果表示怀疑，便重新实验，结果他认为仅凭——个电子信号就断言有什么发现实在太草率了，并当即在公开场合表示苏联人的发现靠不住。
这是什么年代，王淦昌竟敢对已经获得斯大林奖金的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成果说三道四？但后来许多科学家都证实了王淦昌的判断是对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变子。
儿十年后，物理学家、院士何祚庥说：这件事当时在我心灵引起的農动是巨大的。
我—是惊讶苏联人居然也有不成功的事情；二是从心底里佩服王老敏锐的科学洞察力。
在那时的政治背景下，王老对苏联科学家的直言批评，充分体现了他追求真理、崇尚实践的政治勇气和科学精神。
这件事给我的启迪是，对科学问题的评价不能政治化，不能用政治观点去评价科学发现。
这个原则我们应该永远牢记。
王淦昌的行为和何院士的话发人深省。
1956年9月，壬淦昌在奠斯科出席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成立大会后，中国政府给他下达了一项特殊使命：留在这个研究所，与苏联同志一起利用这儿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能加速器进行更好的科学研制工作，新中国也迫切需要核物理科研成果，说不定以后我们还要搞更重要的核科学工作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种有你就没有我的冷战状态，必然造成两大阵酋之间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激烈攀比与斗争。
特别是以原子弹为标志的核武器的诞生，使与核武器密切相关的核物理实验研究变得更加抢手。
为了对付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苏联政府制定了帮助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核物理基础研究的计划，杜布纳研究所的成立便是实施这一计划的首要部署。
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选派了最具发展潜力的核物理学家到此进行充电，除了王淦昌外，还有周光召和丁大钊、胡宁等。
此时，王淦昌的学生李政道和另一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先生一起在美国留学期间，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揭示了弱相互作用的性质，从而获得这一年的诺贝尔奖。
王淦昌既为自己的学生高兴，同时也憋着一股劲：努力工作，争取为国家早日伞出成果！
从1956年9月到1960年12月24日离开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4年多时间里，王淦昌认为这是他生从事科学实验工作最得心应手的好时光，不仅因为这儿的生活条件很好，比在柏林大学留学和在浙江大学工作时不知要好多少倍，更重要的是这儿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能加速器。
美国人在1955年有了第一台60级高能质子加速器，伹苏联这台高能加速器是100级的，超过老美的级别。
有高能加速器就意味着可以在研究反粒子领域获得最快捷的途径，美国科学家张伯伦和塞格雷仅在美国高能加速器建成几个月，就利用它发现了反质子，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苏联高能加速器是最高能董的加速器，在当时，世界物理学界谁拥有了高能加速器，谁就可以去拥抱诺贝尔奖，谁就能主宰东西方世界。
杜布纳联合研究所的建立，就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希望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各与西方世界在尖端科技领域搏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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