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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东西，包括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陈福康称之为“译学理论”
，其范围在“翻译研究”
的基础上有所收缩。
第三个概念是“翻译思想”
，顾名思义是研究“翻译的思想”
的历史的，范围论旨应该更进一步收紧，主要关注有“思想”
建树的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
对于《译学理论史》或《翻译研究史》的写作而言，只要相关的著述存在着，你就不能忽视或无视，否则就是不尊重历史的存在。
对于写得不好的文章和著作，可以做否定的、负面的评价，但不能略而不提。
然而，写《翻译思想史》就不同了，对真正有思想史价值的，就要多说多写，对于缺乏思想史价值的人物与著作，可以少说或不说。
总之，我们应该对“翻译思想史”
这个范畴加以明确界定，与“翻译研究史”
“译学理论史”
等相关概念加以区分，否则，我们的翻译史研究就难以真正范畴化和类型化。
只有界定相对清晰的研究范畴，确立相对独立的研究类型，才能进一步细化、深化中国翻译史的研究。
区分了这三个概念，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翻译研究史、译学理论史之外，还需要再写“翻译思想史”
。
此前，陈福康、王秉钦等先生都做了很好的工作。
可以说，就“译学理论史”
的角度和选题而言，要写一部在文献资料上超越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是很困难的。
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就要把立足点由“译学理论史”
转到“翻译思想史”
上来。
要在已有的译学理论史研究的基础上，更强化“思想”
的品质。
要从“翻译的思想”
或“思想史”
的角度，对已有的相关材料加以重新审视、筛选、概括和提炼，把真正属于“思想”
层面的东西抓出来，加以阐发。
什么是“思想”
？众所周知，思想是一种创新性的思维和表达。
思想当然不是放纵想象、胡思乱想，因为思想要从知识与学问中产生。
它要依附于知识、学问和学科。
所以我们的翻译学学科、研究翻译的学问，理应是产生思想的土壤与温床。
同时，思维和表达的基本材料是语言，因而大凡新思想，就一定要有新的概念、新的范畴、新的命题乃至新的体系和范式。
作为“翻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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