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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很容易辨识，因为它有着闪光的标识。
贵族以外的所有阶层都很厌恶它。
这些阶层的人在跨越这道障碍后，便得到了相应的特权，这会使他们脱离原来的阶层。
对于原来的阶层成员而言，这些特权是一种羞辱，叫人无法接受。
平民阶层对贵族的憎恨情绪，非但没有因为贵族册封制减少半分，反而因此无限制地膨胀。
过去跟新贵族平起平坐的人对其心生妒意，这便是憎恨情绪膨胀的原因。
所以在请愿书中，第三等级对新晋贵族的憎恨始终要比对世袭贵族的憎恨更加强烈，他们要求限制平民晋升为贵族。
1789年是法国历史上最容易晋升为贵族的一个年份，也是法国资产阶级和贵族关系最冷漠的一个年份。
一切带有资产阶级气息的东西都为贵族选举团队所不容，与此同时，一切像贵族的人也都为资产阶级所不容。
一些省的世袭贵族觉得新晋贵族高贵不足，因此排斥他们，而资产阶级却觉得世袭贵族身上的贵族气息过于浓重，也不愿接受他们。
听人家说，类似的情况在名人拉瓦锡身上就曾出现过。
如果我们单独来研究资产阶级，将贵族先抛到一边去，我们就会发现资产阶级完全脱离了平民阶级，这种情景就跟他们完全脱离了贵族没什么两样。
旧制度时期的资产阶级，差不多都在城市里居住。
贵族享有的特权和军役赋税共同造就了这样的结果。
平日里，居住在自己领地中的领主在农民面前都表现得和蔼可亲；然而对于资产阶级这个邻居，他却表现得非常野蛮。
这份野蛮在他的权力不断缩减的过程中越来越膨胀。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已经失去了统治权，能帮他维持统治的人对他而言已变得毫无意义，他没必要再跟他们搞好关系；二是他失去了实权，便想通过滥用虚权来慰藉自己，这一点很多人都留意到了。
对于他的邻居来说，他到自己领地之外的地方居住，只会加剧而非减轻他们的痛楚。
他将自己享有的特权交由自己的代理者行使，这只会带给邻居更多的折磨，对减轻他们的痛楚一点儿帮助都没有。
但军役赋税及其名下的各类赋税是不是更能对这个问题做出解释，我并不清楚。
军役赋税及其名下的各类赋税给农民造成的负担，远远超过了它们给城市居民造成的负担，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我原本能用非常简短的语言将其解释清楚，但对大家而言，这应该起不到什么作用。
所以我只想说，城市中汇聚的资产阶级可以想出很多法子，使军役赋税减少甚至直接免除。
但若是他们各自居住在自己的领地上，仅凭一己之力是找不到这些法子的。
他们借助这样的途径，躲开了征收军役赋税这项义务。
相较于上缴军役赋税的义务，他们更畏惧征收的义务。
原因就是，教区内负责征收赋税的人处境之恶劣，是其他任何人都比不了的，我认为，不仅旧制度实施期间是这样，其他所有制度实施期间也都如此。
接下来我还有机会对该问题做出解释。
但在农村地区，这种赋税却是除贵族以外的所有人都逃脱不了的：为了不再承受这种不公平待遇，那些富有的平民甚至宁愿将自己的财产出租出去，到邻近的城市生活。
蒂戈尔曾说：“绝大多数农村有钱人都已演变成了城市资产阶级，这是征收军役赋税造就的结果。”
我曾有幸翻阅到相关的秘密资料，其中提到的内容跟蒂戈尔的说法吻合。
这里顺带介绍一点，为什么相较于欧洲大多数国家，法国的城市总数更多，特别是有不少城市的规模都很小，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在搬到城市定居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那些平民中的有钱人原有的对乡村的喜好和相关精神就**然无存了；他们的同类继续留在乡村，从事原先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他们而言已变得再陌生不过。
进入自己现在居住的城市政府为官，便是他们今后唯一的人生目标。
是法国大革命导致了如今差不多所有法国人，特别是中产阶级法国人对成为政府官员充满向往，这种观点简直大错特错。
在好几个世纪之前，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并且人们从那时就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小心关照它，所以它的发展从来没有中止过。
旧制度时期的官位跟现在的官位是有出入的，过去的官位数量更多，特别是比较低的官位，几乎数都数不清，这是我的观点。
从1693年到1709年，单是这些年间增加的官位数量就达到了4万，不仅如此，即便是居于资产阶级最底层的人也能得到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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