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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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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但为什么有时候相较于13世纪，18世纪法国农民的境况反而更加不妙了
18世纪，法国农民摆脱了那帮封建恶棍的欺压，并极少再被政府压迫；他们得到了一部分土地，享有公民的自由权；但他们却陷入了世间绝无仅有的孤独，各个阶级的人都不再跟他们接触。
这是新形式的压迫造成的后果，需要我们另外进行分析。
裴瑞弗科斯[1]曾说，亨利四世从17世纪之初就开始对贵族遗弃了农村满腹怨言。
走出农村在18世纪已经非常常见了；这一点在当时的各类文字资料中都有记录，还附有惋惜之词：它在经济学家的著作、总督的信函、农协会的论文中也都出现过。
最有力的证据就在征收人头税的账本中。
人头税的征收地点是每个人的实际居住地：全体大贵族，以及一部分中型贵族的人头税征收地都在巴黎。
留在乡村的贵族，经济条件基本都不大好，没有条件搬到别处。
他们每天都跟农民们待在一个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富人像他们这样。
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农民给予关照、帮助和引导，毕竟他们已不再是农民的领袖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会对农民艰难的处境怀有同情，因为农民们要缴纳公共税务，他们却不必缴纳，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很难对农民感同身受；由于不了解农民的痛苦，他们也不愿帮农民们分忧。
他们失去了对农民的统领地位，又还未发展到将农民视作自己伙伴的程度：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这产生了某种不在地主制心理，如果能这样说的话。
相较于一般的不在地主制，它的使用频率更高，表达的意思也更确切。
正因为这样，那些继续留在原有土地上的贵族，在思想情感上就跟他外出时他的管家差不多；佃农在他的管家看来就是欠债人，他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所以他经常采用各种方法剥削这些佃农，恨不能将所有法律或以往的先例中规定该由他占有的东西全都据为己有，这样导致的结果是，跟封建社会的剥削相比，这些封建残余势力的剥削更加严苛。
他有很多外债，生活贫困不堪，平日里总在城堡中过着吝啬至极的生活，为了进城过冬时能大手大脚地花钱，他一刻不停地算计着怎样攒钱。
农民们总是一语中的，他们用凶猛的鸟类中体型最小的那种鸟作为对这种小贵族的称呼：燕隼。
肯定会有人举出一些个人的反例，作为对我的驳斥；可我说的是整个阶级，能在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只有阶级而已。
那段时期也有不少富人一直在想法设法造福农民，无论这会给他们自身造成多大损害。
对于这一点，又有谁能否认呢？不过，这些人的做法违背了他们的新型社会地位规律，这条规律让他们不再关心农民，让过去附属于他们的人对他们满怀恨意，无论他们是否接受，这样的结果都是改变不了的。
人们总认为是某些大臣或国王产生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影响力，造就了贵族远离乡村的结果：有人认为这种结果是黎西留造就的，也有人认为是路易十四。
君主制度在实施的最后三百年间，的确将贵族和平民分割成了两部分。
几乎所有国王都秉承着这样的主旨办事：用宫廷和官职将贵族吸引过来。
在王权还对贵族心存畏惧的17世纪尤其如此。
当时总督遭遇了各种类型的提问，其中有个问题是这样的：“留在家乡还是搬到外地，贵省的贵族是如何选择的？”
有一名总督在一封信中对该问题给出了解答；在信中，他埋怨本省的贵族情愿待在农民身边，而不愿到国王那边去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但有一点需要特别留意：这儿所说的省是指现在的旺代[2]，当时名叫安茹。
有人说，其后为维护法国的君主制，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之付出生命的人，只有这些当日不愿向国王履行义务的贵族；虽然有人批评他们喜欢跟农民一起生活，但农民们愿意围在他们身边，完全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魅力，这份荣誉理所当然该由他们享有。
不过，我们断然不能将某几位国王的直接作用，视为导致那个引领全民族的阶层抛弃农民的最主要原因。
该现象的出现，最重要、最长久的原因是各类制度持续、缓慢的运动，而非某些人的个人意志；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政府在18世纪时想要铲除社会弊病，结果却连控制弊病继续扩展都做不到。
在贵族失去了一切政治权利与地方自由后，越来越多的贵族不必再被人引诱，就自行选择了搬走，他们已对乡间生活失去了兴趣，再也不愿留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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