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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是素朴的，尚未注意到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
黑格尔说：“希腊人既是从自身出发的，又是有一个前提的，这前提是有历史性的，按思想来理解，这前提就是东方式的精神的东西与自然的东西的合一的实体性，它是自然的合一。
……希腊人以自然和精神的实体性合一为基础、为他们的本质。”
[1]当时的“物活论”
就是把思维与存在看成浑然一体的最明显的表现；巴门尼德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命题也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浑一不分的表现形式。
存在是出现、显现的意思，思维是指人的出现过程。
思维与存在同一，说的是存在通过人的活动而显现出来。
柏拉图的“理念说”
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对立起来，破坏了“物活论”
，在一定意义下分离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
但他所讲的这两个世界都是人以外的外部世界，他把理念世界理解为外部世界中的普遍性和统一性的方面，把感性世界理解为其中的个别性和多样性的方面，却没有把它们理解为以人的主体为一方、外部世界为另一方的主—客二分关系。
不能说柏拉图哲学已达到主体性原则。
柏拉图和一般的古希腊哲学家一样，他们所探讨的哲学问题，从主要方面说，是本体论的问题。
把人作为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性的主体而与客体相对立、相关联，这样的问题是古希腊哲学家所不能提出的。
古希腊哲学家还没有把人当作行动的主体，而只是静观世界。
比较特殊的是智者（Sophists），他们从本体论的研究转向人的研究，“人是万物的尺度”
这一著名命题，是近代人本主义思想的最早来源。
他们认为人只能认识现象，但在他们看来，现象就是一切，他们不像某些近代哲学家那样主张现象背后还有一个不可知的彼岸世界。
智者作为古希腊哲学家，其思想同样具有素朴的性质，他们没有近代哲学中把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的思想，他们还不知道近代哲学意义下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
如果说他们是不可知论者，则这种不可知论也是不同于近代的某些不可知论的，他们完全满足于认识现象而不去仰慕彼岸。
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在中世纪哲学中所采取的形式，一般地说，是追问世界是由神创造的还是本来就存在的。
这里的思维，表现为神和天国，存在表现为尘世。
人们脱离尘世，注意来世和灵魂的救赎问题，因此，中世纪哲学中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就表现为天和人的对立，人的灵魂和肉体的对立，精神方面与自然方面的对立，宗教生活与尘世生活的对立。
人的灵魂和精神，在天国和宗教生活中与神合一，构成思维的一方；反之，人的肉体和自然方面以及外部世界则构成存在的一方，与神处于对立的地位。
神的统治不仅把尘世看作应克服的障碍，而且也压制了人的主体性，压制了人的精神，压制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性，因为在神主宰一切的思想中，人是不可能有自由意志的。
从这个意义来说，中世纪哲学中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神与人的关系问题。
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的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充分尖锐地提了出来，才获得它的完全的意义。
近代哲学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把思维着的人，逐步深入地理解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独立自主性的主体。
近代哲学意义下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正是在这种意义下，近代哲学便突出了认识论的问题，自然科学也由于主—客二分的思想而得到长足的发展。
如果说，在古代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是静观的，在中世纪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是避世的，那么，在近代哲学中，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便可以说是能动的、主动的，或者说，是“主观的”
，只不过这里的“主观的”
一词不能理解为主观片面、任意武断之意。
不过，近代哲学对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文艺复兴时期把人权从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但17—18世纪的哲学又把人看成是机器，人完全受制于自然界的因果必然性；只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那里，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才再一次得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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