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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在其早期有关“异化”
的著述中十分出色地捕捉到的就是这个主题；格奥尔格·齐美尔在其堪当盛名的讨论“大都市”
的文章中首要关注的也是这个主题；格雷厄姆·瓦尔拉斯（GrahamWallas）在有关“伟大社会”
的研究中意识到的还是这个主题。
弗洛姆的“机械人”
（automaton）概念也隐含着这个主题。
许多更为晚近的对于“身份与契约”
“共同体与社会”
之类经典社会学观念的运用也暗含着对这类人将日益占据上风的忧惧。
而像里斯曼的“他人引导的”
（other-directed）、怀特（Whyte）的“社会伦理”
这样的观念，其深层意涵也正在于此。
当然，还有更广为人知的例子，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的核心意涵，就是这类人的胜利——如果可以叫作胜利的话。
如果从积极的方面——一个如今已让人颇为怀恋的方面来看，弗洛伊德的“本我”
、马克思的“自由”
、乔治·米德的“主我”
、卡伦·霍妮的“自发性”
（spoy）等观念的更宽泛的意涵，就在于用这类观念来对抗异化的人的胜利。
他们试图在作为人存在的人身上找到某个核心，这个核心能让他们相信，这样的人归根到底是不会被塑造成这种与自然、社会、自我都产生异化的生物的，最终也不可能变成这样的生物。
当人们吁求“共同体”
，就是尝试判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消除出现这类人的可能性，因为有许多人文主义思想家开始相信，许多精神病专家的治疗实践本身就制造了这种异化的、自我合理化的人，所以拒绝接受这类调适性努力。
但我认为，这样的尝试属于误入歧途。
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更不用说在那些严肃而敏锐的研究人的学者对传统和当下的忧虑和思考背后，其实是一桩简单但举足轻重的事实：异化的人正是西方对于自由人的意象的对立面。
这种人、这种快活的机器人兴盛于世的那个社会，正是自由社会的对立面，或者，用这个词的字面直白意思来说，是民主社会的对立面。
这种人的到来，使自由成为困扰，成为议题，同时我们也期望，它会成为社会科学家所面对的问题。
它成为个体面临的困扰，但其中包含哪些角度和价值，个体并不能清楚意识到，因此个体为此深感不安。
这样的困扰就叫作“异化”
。
它也成为公众所面临的议题，而其中包含哪些角度和价值，公众大体上抱持漠然。
这正是民主社会面临的议题，现有的事实如此，人们的渴求亦如是。
这样的议题、这样的困扰，现在还没能得到广泛的认识，所以事实上还不是作为明确的困扰和议题而存在。
但也正因为如此，体现着这些议题和困扰的不安和漠然，意义才会如此深切，效果才会这般深远。
这是今日自由就其政治背景而言所面临问题的主要部分，也是梳理自由问题向当代社会科学家提出的思想挑战的主要内容。
要说自由与理智的价值支撑着困扰的缺失，支撑着不适与异化的不安情绪，并不只是自相矛盾。
无独有偶，最典型地导致对于自由与理智的现代威胁的议题，首先就是缺乏明确的议题，也就是说，不是导向明确界定的议题，而是导向漠然。
这些议题和困扰之所以未能得到阐明，是因为阐明它们所必需的人的那些能力和品质，首先就是遭到威胁、趋于衰微的自由和理智。
而本书一直批评的那些类型的社会科学也都没能把这些困扰和议题作为问题认真加以梳理。
但在相当程度上，经典社会科学的承诺正在于它们将会受到如此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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