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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地说，理性的加冕当然也就意味着“占有理性的人”
的加冕。
如此看待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会大大促使社会科学家中始终有绝大多数人接受理性为一种社会价值，事实上这快成了他们整个群体的态度。
当这种观念与有关权力的事实牵扯在一起时，他们也希望去除它的愚蠢之处。
这个观念还和许多形式的民主体制的气质背道而驰，因为它蕴含着某种贵族统治，哪怕这种贵族统治凭的是才智，而不是出身或财富。
不过，所谓他应该成为一名哲人王这种颇为愚蠢的观念，也只是社会科学家可能试图履行的公共角色观念之一。
政治的品质如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那些参与政治的人的思想品质。
要是真有“哲人”
王，我可能会很想离开他的王国；但如果国王们没有任何“哲学”
，就没有能力实施负责任的统治了吗？
第二种角色，现在也是最常见的角色，就是成为一名国王的顾问。
我已经描述过的那些科层用途正是这一角色的当代体现。
社会科学家个体往往会被卷入现代社会的许多趋势中，使个体成为一套功能合理化的科层体制的组成部分，并深陷于自己专门化的狭隘空间，乃至于无法公开关注后现代社会的结构。
我们已经看到，在这种角色下，社会科学本身也往往倾向于变成一套功能合理化的机器，社会科学家个体往往会失去其道德自主和实质理性；至于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往往沦为只是对管理性、操纵性用途的技术的精致化。
但这只是国王顾问角色最坏的形式之一。
我相信，这类角色并不一定具备科层风格的形貌和意涵。
要以特定的方式履行这类角色，以维持道德和学术上的正直，并因此维持社会科学相关任务的工作自由，还是比较困难的。
顾问们不难把自己想象成哲人，而他们的客户则是被启蒙了的开明统治者。
但就算他们是哲人，他们服务的那些人也可能无法被启蒙。
有些顾问对自己侍奉的未能启蒙的专制君主依然忠心耿耿，这让我十分震撼，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不管是专制者的无能，还是教条化的愚蠢，似乎都不会使这种忠诚有所减损。
我并不是断定顾问这类角色没法做好。
事实上，我知道它可以做好，也有人正在做。
要是有更多的人承担这类角色，那些选择第三类角色的社会科学家的政治任务和思想任务就会轻省许多，因为他们的任务有所重叠。
社会科学家还可以尝试通过第三种方式，来实现理性的价值，了解其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
该方式同样广为人知，有时甚至已经做得很好，那就是保持独立，做属于自己的工作，选择属于自己的问题，不过这种工作既针对“公众”
，也针对国王。
这样一种观念促使我们把社会科学想象成一种公共智力机器，关注公共议题和私人困扰，关注这两者背后潜藏的我们时代的结构性趋势。
它也促使我们把社会科学家个体想象成某个自我控制的团体的理性成员，而我们把这个团体称为社会科学。
我稍后将更充分地说明这类角色。
我们如果接受这类角色，就要努力遵照理性的价值行事。
我们如果接受说自己可以不是百无一用，就是接受了一种有关历史塑造的学说：我们等于承认，“人”
是自由的，凭借其理性的努力，能影响历史的进程。
这里我并不打算介入自由与理性价值本身的争论，而只想讨论这些价值可以基于何种历史学说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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