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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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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历史学家在何等程度上是社会科学家，或者他们应当如何作为，更重要的是争议更大的一种说法：社会科学本身就属于历史学科。
社会科学家要想履行其任务，甚或只是想说清楚这些任务，都必须运用史料。
除非你接受某种有关历史本质的跨历史理论，或者你同意说社会中的人是一种非历史性的实体，否则没有任何社会科学可以被认为超越了历史。
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
。
保罗·斯威齐（PaulSweezy）说得很好，“历史社会学”
就是力求撰写“作为历史的当下”
。
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之所以存在如此亲密的关系，有以下几点原因：
（1）我们在陈述何者有待说明时，需要非常充分的涉猎，而只有了解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的多样性才能提供这样的背景。
一个特定的问题，如各种形式的国族主义与各种类型的军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如果是针对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期来问，必然往往得到不同的答案。
这就意味着问题本身也常常需要重新梳理。
就算只是为了以恰当的方式提出社会学问题，我们也需要历史提供的多样性，更不用说解答这些问题了。
我们会给出的答案或说明常常会甚或通常会采取比较的方式。
无论是形形色色的奴隶制，还是犯罪的特定意涵，无论是各式各样的家庭、农村社区或是集体农庄，不管我们试图理解什么，要想理解其本质条件可能是什么，都要求进行比较。
不管我们感兴趣的是什么，都必须放在多种多样的环境下进行观察。
否则我们就只限于肤浅的描述。
而要想有所超越，我们就必须考察可能范围内的所有社会结构，既包括当代社会结构，也包括历史上的社会结构。
如果不考虑可能的范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既存实例，那么我们的陈述在经验角度上就无法做到充分。
在社会的某些特性上可能具备的这类规律或关系，也不是那么容易清晰分辨的。
简言之，对于我们所研究的东西来说，历史类型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对于我们就研究对象做出的说明而言，历史类型同样不可或缺。
如果从我们的研究中除去这类材料，即对人们所作所为及其变化的一切记录，那就像是号称研究一朝分娩，却无视十月怀胎。
如果我们仅限于研究某个当代社会（通常是西方社会）的某个国族单位，就不可能指望捕捉到各种人的类型和社会制度之间许多真切存在的根本差异。
这是一条泛泛的真理，但对于社会科学的工作而言却有着相当具体的意涵：无论哪个社会，在其典型解剖的时刻上，往往都能找到信仰、价值、制度形式等方面的如此众多的共同特性，乃至于无论我们研究得多么细致，多么精确，都找不到在这个社会，在这一时刻，人群与制度当中有什么真正显著的差异。
事实上，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研究往往假定或隐含了某种同质性，而就算真的存在这样的同质性，也亟须被视作问题来研究。
在目前的研究实践中，基本上都是将它化约为一个抽样步骤的问题，这样做不可能取得有益的成果。
我们不能把它梳理成仅从一时一地的角度出发来看的问题。
各个社会在内部特定现象的变化范围上，以及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就其社会同质性的程度而言，都互见差异。
莫里斯·金斯伯格（Minsberg）尝言，如果我们正在研究的东西“展示出同一社会中或同一时段内个体之间足够的差异，就有可能确立起真切的关联，而不必超出该社会或时段”
[2]。
很多情况下的确如此，但通常又不那么确定，可能只是假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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