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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说，我们的主要取向，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已经垮台，不再能够充分说明世界，说明我们自身。
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源于启蒙运动，其实共享着许多假设和价值。
二者都认为，合理性（rationality）的增长是自由增长的首要条件。
理性（reason）推动进步的解放性观念，对科学作为纯洁之善的信仰，对大众教育的要求，对这种教育之于民主体制的政治意义的信念——上述种种启蒙运动的理念，都仰赖于一个乐观的假设：理性与自由有着内在固有的关联。
对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最大的那些思想家，都是基于这一假设而展开推论的。
弗洛伊德的研究的进退曲折，字里行间都隐含着这样的假设：个体要想自由，就必须具备更多的理性自觉；治疗有助于让理性更有机会在个体生活进程中自由地发挥作用。
同样的假设也支撑着马克思主义作品的主线：人深陷于生产的非理性无政府状态，必须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有理性的自觉；他们必须获得“阶级自觉”
——这个词的马克思主义意涵所具有的理性主义色彩，堪比边沁（Bentham）提出的任何术语。
自由主义一向关注自由与理性，视之为有关个体的首要事实；马克思主义则视之为有关人在通过政治塑造历史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首要事实。
“现代时期”
的自由派和激进派其实大致都是同一类人，相信自由的个体通过理性塑造历史，也塑造自己的人生。
但我认为，放眼当今世事，我们已能明确看出，自由和理性观念为什么现在往往显得十分暧昧，无论是在我们时代的新型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共产体制社会，皆是如此：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往往成了对科层制的辩称和滥用的乏味修辞，而自由主义也沦为掩饰社会现实的一种无关痛痒的手段。
我认为，无论是对于政治和文化的自由主义解释，还是马克思主义解释，都无法据以正确理解我们时代的主要发展趋势。
这些思维方式兴起之时，被人奉为指导方针来思考某些类型的社会，但这些思维方式如今已不复存在。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从未考察过资本主义世界如今兴起的这些类型的政治经济体制。
卡尔·马克思也从未分析过共产主义阵营中如今兴起的这些类型的社会。
他们均不曾深入思考所谓不发达国家面临的那些问题，而在当今的这些国家里，十分之七的人正挣扎在生存线上。
如今我们面临着一些新型的社会结构，以“现代”
理念来看，其抗拒着以我们所继承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术语来进行分析。
由“现代”
生发而来的“第四纪元”
在意识形态上的标志，就是自由和理性的理念重新变得存有争议了，合理性的增长或许并不一定能够促进自由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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