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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灵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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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歧路
梅先生是向来不赞成我谈思想文学的，现在却极赞成我谈政治；孙先生是向来最赞成我谈思想文学的，现在很恳挚的怪我不该谈政治；常先生又不同了，他并非不赞成我谈思想文学，他只希望我此时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上。
——这真是我的歧路！
我在这三岔路口，也曾迟回了三年；我现在忍着心肠来谈政治，一只脚已踏上东街，一只脚还踏在西街，我的头还是回望着那原来的老路上！
伏庐的怪我走错了路，我也可以承认；燕生怪我精神不贯注，也是真的。
我要我的朋友们知道我所以“变节”
与“变节而又迟回”
的缘故，我不能不写一段自述的文章。
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
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
当一九一二到一九一六年，我一面为中国的民主辩护，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
我那时是世界学生会的会员，国际政策会的会员，联校非兵会的干事。
一九一五年，我为了讨论中日交涉的问题，几乎成为众矢之的。
一九一六年，我的国际非攻论文曾得最高奖金。
但我那时已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寻着我的终身事业了，同时又被一班讨论文学问题的好朋友逼上文学革命的道路了。
从此以后，哲学史成了我的职业，文学做了我的娱乐。
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我这四年多以来，写了八九十万字的文章，内中只有一篇曾琦《国体与青年》的短序是谈政治的，其余的文字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的。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陈独秀、李守常等发起《每周评论》。
那是一个谈政治的报，但我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
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
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
然而国内的“新”
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
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文存》卷二，页一四七以下）。
我那时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的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
。
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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