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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是“理智时代”
，十九世纪是“民治时代”
，这个时期应该叫什么？究竟是好是坏？
依这个讨论会规矩，这一次请了六位客人作辩论员：一个是俄国克伦斯基革命政府的交通总长；一个是印度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有名的“效率工程师”
（Effigineer），是一位老女士；一个是纽约有名的牧师（Holmes）；一个是工会代表。
有些人的话是可以预料的。
那位印度人一定痛骂这个物质文明的时代；那位俄国交通总长一定痛骂鲍尔雪维克；那位牧师一定是很悲观的；我一定是很乐观的；那位女效率专家一定鼓吹她的效率主义。
一言表过不提。
单说那位劳工代表Franey（？）先生。
他站起来演说了。
他穿着晚餐礼服，挺着雪白的硬衬衫，头发苍白了。
他站起来，一手向里面衣袋抽出了一卷打字的演说稿，一手向外面袋里摸出眼镜盒，取出眼镜戴上。
他高声演说了。
他一开口便使我诧异。
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最伟大的时代，最可惊叹的时代。
这是他的主文。
以下他一条一条地举例来证明这个主旨。
他先说科学的进步，尤其注重医学的发明；次说工业的进步；次说美术的新贡献，特别注重近年的音乐与新建筑。
最后他叙述社会的进步，列举资本制裁的成绩，劳工待遇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
他在十二分钟之内描写世界人类各方面的大进步，证明这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
我听了他的演说，忍不住对自己说道：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来被压迫的社会分子能站在大庭广众之中歌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
四往西去！
我在莫斯科住了三天，见着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们很劝我在俄国多考察一些时间。
我因为要赶到英国去开会，所以不能久留。
那时冯玉祥将军在莫斯科郊外避暑，我听说他很崇拜苏俄，常常绘画列宁的肖像。
我对他的秘书刘伯坚诸君说：我很盼望冯先生从俄国向西去看看。
即使不能看美国，至少也应该看看德国。
我的老朋友李大钊先生在被捕之前一两月曾对北京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
但他说这话时，我早已到了美国了。
我希望冯玉祥先生带了他的朋友往西去看看德国美国；李大钊先生却希望我不要往西去。
要明白此中的意义，且听我再说一件有趣味的故事。
我在日本时，同了马伯援先生去访问日本最有名的经济学家福田德三博士。
我说：“福田先生，听说先生新近到欧洲游历回来之后，先生的思想主张颇有改变，这话可靠吗？”
他说：“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我问：“改变的大致是什么？”
他说：“从前我主张社会政策，这次从欧洲回来之后，我不主张这种妥协的缓和的社会政策了。
我现在以为这其间只有两条路，不是纯粹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就是纯粹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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