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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方法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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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引言
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今年我感觉到很困难，因为当初我接受钱校长与刘院长的电报到台大和师院作学术讲演，我想总是在小屋子里面，只有二三十人，顶多一百人，可以有问有答；在小规模的讲堂里面，还可以有黑板写写字，这样子才可以作一种学术讲演。
今天来到这么一个广场里面作学术讲演，的确是生平第一次，一定有许多话给先生们听了觉得太浅，同学们又觉得没有黑板写下来，不容易知道。
我的南腔北调的官话依然咬不清楚，一定使大家很失望，所以先要道歉！
当时我收到钱校长与刘院长的电报，我想了几天，我以为他们两位另外有一封详细的信告诉我：是两个学校分开还是合起来讲？是小讲堂还是大讲堂？当时的确没有想到在广场讲演。
等了两个星期，他们没有信来，我自动打电报给他们两位；我提出两个题目：在台大讲“治学方法”
，在师院讲“杜威哲学”
。
杜威先生是我的老师，活了九十多岁，今年才过世。
我们一般学生觉得，在“自由中国”
应该有一个机会纪念他，所以杜威哲学这个题目，是当作一个纪念性。
今天讲治学的方法，其实也是带纪念性的。
我感觉到台大的故校长——傅斯年先生，他是一个最能干、最能够领导一个学校、最能够办事的人。
他办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他也在我之先代理过北大校长一年；不是经过那一年，我简直没有办法。
后来做台大校长，替台大定下很好的基础。
他这个人，不但是国家的一个人，他是世界上很少见的一个多方面的天才，他的记忆力之强更是少有的。
普通记忆力强的人往往不能思想；傅先生记忆力强，而且思考力非常敏锐，这种兼有记忆力与思考力的人，是世界上少见的。
同时，能够做学问的人不见得能够办事，像我这样子，有时候可以在学问上做一点工作，但是碰到办事就很不行。
钱校长说我当北大校长，还可以做研究的工作，不是别的，只因为我不会办事。
我做校长，完全是无为而治；一切事都请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去办，我从来不过问学校的事；自己关起门来做学问。
傅先生能够做学问而又富有伟大的办事能力，像这种治学方法同办事能力合在一块，更是世界上少见的。
因为傅先生同我是多年的同事，多年的朋友；同时在做学问这一条路上，我们又是多年的同志。
所以我今天在台大来讲治学方法，也可以说是纪念这个伟大而可惜过去得太早的朋友。
我到台大来讲治学的方法，的确是很胆怯，因为我在国内教育界服务几十年，我可以告诉台大的同学们：现在台大文史的部门，就是从前在大陆没有“沦陷”
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过有这样集中的人才；在历史、语言、考古方面，傅先生把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才都带到这里来，同台大原有的人才，和这几年来陆续从大陆来的人才连在一块，可以说是中国几十年来办大学空前的文史学风。
我很希望，不但在文学院历史学系、语言学系、考古学系的同学们要了解台大文史人才的集中是大陆“沦陷”
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情形，更希望台大各院各系的同学都能够明了，都能够宝贵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就是学医、学农、学工、学法律、学社会科学的，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打听这许多文史方面领袖的人才是怎样讲学，怎样研究，怎样在学问方面做工作。
我不是借这个机会替台大做义务广告，我实在觉得这样的机会是很可宝贵的，所以希望诸位能够同我一样了解台大现在在文史方面的领导地位。
我看到讲台前有许多位文史方面的老朋友，我真是胆怯，因为我不是讲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化学，是在文史方面讲治学方法。
在诸位先生面前讲这个题目真是班门弄斧了。
我预备讲三次：第一次讲治学方法的引论，第二次讲方法的自觉，第三次讲方法与材料的关系。
今天我想随便谈谈治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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