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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对其老师柏拉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开始，在那里就萌生了人文的批判传统，充分发育出了人文的主功能。
因此，西方的人文史，学派林立，思想家辈出，对各个历史阶段社会的演进起着“雄鸡一唱天下白”
的号角作用，为社会的新价值体系进行“精神立法”
。
因此，西方把知识分子界定是具有独立人格并能进行独立批判的文人。
然而在中国，自汉独尊儒术以降，中国文人的主功能是“注经”
：证明圣人的话如何正确，证明皇帝的旨意如何圣明。
主流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是争当“帝师”
、军师，一心帮着主子弄出个能够写进历史的什么安邦定国的“理论”
来。
历代中国人文学人，都被“注经”
的这把刀，将人文批判的功能给阉割掉了。
中国盛产在一个道统下的注经派名士，很难涌现振聋发聩颠覆社会时弊的思想家。
“**人文”
成了中国特色。
即使在现在已经消除了文字狱的台湾地区，那里的主流文人还是以当“国策顾问”
为殊荣。
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就不再产生有独树一帜的思想家，只有擅长注经的“亚圣”
“亚亚圣”
……
当然，在这里必须强调，人文的批判，是在大多数人已经感知到社会时弊丛生的经验事实之上的批判。
50年前从孔子批到爱因斯坦的“大批判”
，不但没有任何“社会时弊的经验事实”
，恰恰相反，是刻意对人类积淀的精英文化的摧毁，是人文的恐怖主义。
总之，如果人文学科不想自杀或被他杀，只能在以上这两个功能，特别是社会时弊批判的主功能中复活。
[1]麦基：《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第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
[2]RichardRorty:atism，TheHarvesterPress，1982，p.92.Imb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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