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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研究和论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近年来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的丰硕成果,也为“重新发现陈鹤琴”
,正确认识陈鹤琴在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随着对陈鹤琴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陈鹤琴教育文集》《陈鹤琴全集》等著述的相继出版发行,人们惊奇地发现中国当代许多教育改革实验,诸如“愉快教育实验”
“综合主题教育实验”
等,都或多或少地从陈鹤琴教育思想宝库中找到了理论源泉。
毋庸讳言,陈鹤琴“活教育”
理论在形成过程中确实受到包括杜威在内的西方“新教育”
和“进步教育”
思想一定程度的影响。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反传统精神确实是救治和激活中国传统“死教育”
的良药。
陈鹤琴推崇西方“新教育”
和“进步教育”
反传统精神,认为这种精神在革除传统教育的专制主义和提倡现代教育的民主科学精神方面很有借鉴作用,并对其注重“实验”
的方法十分赞赏。
事实上,“活教育”
从一开始就是以一系列研究与实验为依据的。
从《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语体文应用字汇》,到鼓楼幼稚园的实验,再到幼稚师范学校的创建与实验,都体现了陈鹤琴“活教育”
对科学的实验精神的高度重视。
而这一精神的思想渊源就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反传统意义上的实验精神。
比如,在目的论上,陈鹤琴的“活教育”
很难说没有受到杜威“教育即生活”
“教育即生长”
理论的直接影响。
他吸收杜威教育学说中的合理成分,再经过自己的反复实验研究,最终概括出他的“活教育”
目的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
后另增“做世界人”
;在课程论上,陈鹤琴“活教育”
主张“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
,突出了儿童的主体地位与直接经验。
这里也可以明显地看到杜威实用主义思想中以儿童的直接经验为课程中心思想的影子;在方法论上,陈鹤琴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
。
这一基本原则也是受到杜威的“从做中学”
理论的启发的,对此,陈鹤琴并不讳言,他表示:“这一原则,可说是脱胎于杜威博士当年在芝加哥所主张的‘寓学于做’(Learningbydoing),但比较杜氏的主张更进了一步。”
①由此,我们也不难体会到陈鹤琴“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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