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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十字军的幸存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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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莱利-史密斯
如今,人们往往将十字军运动与意识形态冲突联系在一起,而与其相关的形象与话语恰是十字军运动的对立面,如“圣战”
,常常使人想到许多暴力事件,其中一定涉及发生在巴尔干半岛或近东地区的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军事冲突。
事实上,黎巴嫩的马龙派信徒,其教会在1181年就已经与罗马合并,但他们始终都对西方人在东方定居时期怀有感情,他们的历史学者称那几百年的历史阶段为“黄金年代”
。
在欧洲,与十字军运动相关的言论时常带有某种伤感的色彩,虽然人们也能感知到其他与十字军相似的特征,但这些情感(在上一章中已经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往往与十字军的原始思想相差千里。
如今战争神学的发展态势相当惊人——这曾在历史中巩固了十字军运动的思想——甚至得到了复兴,尤其在拉丁美洲,即基督教解放运动中的尚武派。
所有以基督教的名义,为积极的暴力行为进行辩护,均部分基于这样的观念,即与某一特定的宗教或政治体系相关,或是某些政治事件所致;其之所以正当,乃是由于它与上帝的密切联系。
上帝对人类的意图因而与事件的成败有着紧密的关联。
一些对基督教的暴力行为持辩护态度的现代人,他们认为上帝的愿望与其政治事业有关,将这一事业称为“解放”
。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上,上帝的确出现其中,他便是那个“解放者”
,是解放思想最充分的表达,或者说“解放”
作为一种思想,是上帝赠予人类的一件礼物。
为了维护上帝意图的完整性,扫清阻碍其发展的障碍,如果唯一的方法是动用武力,那么这样的做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是符合上帝的想法的。
就这类出于上帝意愿的暴力行为,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必须身兼某种道德责任。
这也刚好能够解释以下两起事件的发生原因: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orldcilofChurches)在1973年的报告中指出,联合会中的一些下设机构成员坚称,在某种情况下,动用武力是具有道德必要性的。
卡米洛·托雷斯(CamiloTorres),这位哥伦比亚神父兼社会学家,同时也是解放运动中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辞去了他的宗教职位,随后加入游击队,并在1966年2月被杀。
据说他曾有过这样的言论:“一个天主教徒若不是改革者,那么他便形同罪人。”
这一言论的真实性可以通过他在1965年8月的声明中得到证实:“革命不需要谁的容许,它对于基督徒而言是一种义务,因为这些人将革命视作唯一有效且影响深远的道路,从而使全人类的爱变为现实。”
在爱的驱使下所开展的改革运动,成为托雷斯的文章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
毫无疑问,仁爱是他行事的动力,这种情感是真挚的、深沉的。
在1965年6月,当他发出辞职声明的时候,参与暴力行动的念头想必已经在他脑中酝酿了许久,他写道:“只有通过革命,通过改变我们国家的僵化局势,我们才能让人类真正拥有彼此互爱的能力……我已志愿加入这场革命中,因此,我的部分工作便是通过彼此互爱的方式,教导世人上帝之爱。
我认为,不论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还是一名教士,或是一个哥伦比亚人,这始终都是最重要的。”
凡是见证过托雷斯爱的力量的人,都非常支持他,而他的死也对这些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对于一位游击队首领而言,“托雷斯将革命战争这一科学概念与深奥的基督教进行了完美的结合。
对他而言,革命是争取自由的唯一有效渠道;而他所宣扬和实践的基督教,不仅是对穷人、受剥削的人与受压迫的人无限的爱,还是对解放战争全身心的投入与付出”
。
一位阿根廷神父曾说:“上帝便是爱,而我希望成为一个充满仁爱之心的人;然而,在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中,爱是不可能存在的。
于我而言,卡米洛的死意味着,我将用我一生的精力,去粉碎这个根植于阿根廷的主奴关系的恶瘤。
我会同那些奴隶并肩作战,同人民一起战斗。
我不会以精英导师自居……而是一个充满诚意的参与者。
我要和他们站在一起,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指指点点,我要感受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挫败以及他们的狂热。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便不能算作人民的一分子,也不是上帝的子民,更不能被视作手足之情的信徒,因为这些均代表着爱的含义。”
为了回应这种十字军一般的殉道行为,一位天主教神学家将卡米洛·托雷斯同“那些最纯粹的、最高尚的以及最真诚的基督教倡导者与殉道者”
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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