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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外国教育学引进对中国教育学学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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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学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盘移植复制苏联模式，几乎与西方隔绝。
80年代开始，我国重新引进、译介西方思想学术，逐渐打破了50年代形成的以苏联教育学为主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生态，以及以苏式辩证法为特征的话语和文风。
90年代以后，教育理论研究面貌发生宏观的改变。
伴随着人员的新老更替，80年代毕业的博士以及西方留学人员的回归，形成各学科新的生长基础，西方教育文献的译介大量增加，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西学引进零碎、单薄的局面。
一系列外国教育学相关丛书的译介，比较系统和深入地介绍某一分支、领域的学术状况，并且大致与国外著作的出版同步。
欧美，尤其是美国的学术影响力显著增大。
无论是我国的教育研究，还是教育研究以外的领域，都主张既要重视汲取西方理论的精华，又要重视西方教育理论是否适应中国的教育实践。
这是继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研究领域一直被坚持的研究思路和方式，这一研究思路和方式加速提高了中国自身教育研究的水平，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教育学学科的面貌，但同时，教育学引进的“中国范式”
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仍然存在。
一、外国教育学的引进促进了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
借鉴可以分为简单借鉴和超越借鉴。
简单借鉴是对其他学科采用简单的“拿来主义”
，最终的结果是“形像而神非”
。
超越借鉴是指在理性分析引入对象的基础上有所取舍的借鉴，最终的结果是“脱胎换骨”
。
很多时候，学科之间的借鉴容易使“一门学科的局限变成了另一门学科的局限”
，因此教育学学科建设研究要有所发展、有所突破，就必须对国外相关经验和其他学科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超越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内化为教育学独特的研究成果。
我们对于国外教育学理论、教学方法的学习与借鉴，能够为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因为我国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所面临的问题等都跟国外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在对教育发展的对比研究中，我们不能满足于找出相同之处或迥异之处，而应该从其他国家那里挖掘可贵的经验，为我所用。
不同学科的方法论是不一样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
不同方法的使用和借鉴会对某门学科有特殊的影响，且这一影响不是单一的和纯粹的，方法的选择与运用是多样性和统一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结合。
换言之，任何学科都必须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必须形成一个以多样化、普遍性为基本特征的方法论体系。
不同学科在方法上的相互借鉴、移植、改造，是司空见惯的。
一种方法从一门学科中诞生后能否移植到另一学科，取决于这种方法能否与植入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基本属性相适应。
如果不适应，方法的移植是不成功的；如果相适应，植入学科的知识体系就会在新方法的建构下呈现出一种新的样式，形成一套新的“话语系统”
，它或者取代原有的“话语系统”
，或者与之共存。
所以通过对外国教育学方法、理论的引进，我们将各国科学的、有益于我国教育学发展的理论进行适当转化之后，与我国国情相适应，从而为我国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借鉴。
教育学在我国的发展必须追踪世界教育学的发展趋势以促进教育实践的发展。
对此，我国的教育学者们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我国在对苏联、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瑞典、瑞士、捷克、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家教育学引进的基础上自主探索，深化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
而在诸多国家中，被引进门类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囊括了教育学、高等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特殊教育学、教育学原理、教育经济学、教育史、比较教育学、教育管理学、成人教育学等学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引进外国教育学的高峰期，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学发展最繁荣的时期。
外国教育学的引进，一方面扩展了中国教育研究的视野，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教育学二级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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