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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继位时面临着都铎时代遗留的许多问题，可是他既不了解英国，也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更重要的是他严重脱离实际，去加强虚幻的专制主义，结果招致英国人的普遍不满。
虽然他是在严格的加尔文派（ists）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但“他并不十分喜欢这个教派”
，他统治苏格兰的过程，其实是他不断与长老会贵族斗争的过程。
他相信自己是神权国王，这就势必与坚持新教的长老会派关于国家治理的理念发生矛盾。
事实上，长老会主张由信徒推选长老共同管理教会，把这种主张运用于国家，就与他追求的专制主义目标决不相容了。
由于迷恋君权神授，詹姆士曾“以一种神学家的自傲和一个国王的自命不凡”
，相信上帝的赐予是他得以登临君位的基本因素。
早在1598年，他在《自由君主之正确的法律》（TheTrueLawofFreeMonarchies）一文中就极力兜售君权神授论，并以使徒时代的主教神权承袭说，来斥责由苏格兰历史学家和人文主义学者乔治·布坎南（GeeBu，1506-1582）倡导的社会契约论。
第二年，詹姆士在另一篇关于政府的论文中，从基督徒的职责、行政管理的责任和日常行为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一个专制君主必备的特质。
詹姆士登上英格兰王位后，经常把“君权神授”
挂在嘴边，每当英国议会开幕时，他都要重复这样的话：“君主为可见之上帝，上帝为不可见之君主。”
对此，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评论说：“当他被承认为国王以后，他就认为他的君权是神授的。
凭这个理由，他以‘神圣的国王陛下’自居。”
除了论证其王位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外，他还有更深的含义：他想通过神化王权来强化王权。
他一再坚持君权神授，这就在他的专制主义诉求与英格兰人的自由传统之间，划出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扩张专制权力是导致17世纪英国革命的根本原因。
詹姆士登上英格兰王位后，既没有替他母亲玛丽雪耻，也没有继承伊丽莎白温和的统治政策，而是一味效法大陆欧洲，追求绝对的君主专制。
由于错误估计形势，他的施政一错再错，便恶化了与议会的关系，虽然没有导致议会反对派与王权的武力对抗，但双方的激烈冲突却为日后的革命埋下了伏笔。
冲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詹姆士利用国教为工具，扩大他的专制权力，引起清教不满。
前面已经说过，清教徒一直要求清除英国国教中保留的天主教残余，在伊丽莎白时期，清教遭到女王压制，但并没有消亡。
詹姆士上台后，清教徒重新点燃了改革的希望。
为了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们提交了一份《千人请愿书》（Milleion），要求扫除国教中保留的天主教成分，比如洗礼中不用十字架、婚礼中不用指环、谨守安息日（Sabbath）、减少教士兼职等，从而使国教回归到原始基督教状态。
但是清教徒并不了解詹姆士，就像詹姆士不了解英格兰一样。
起初，詹姆士的确对清教徒抱有几分同情，所以他在收到请愿书后，于1604年1月在泰晤士河畔的汉普顿宫（HamptonCourtPalace）召集御前会议，邀请清教领袖和国教领袖共同与会，试图调解双方的矛盾。
但他最终还是采取了偏袒国教和维护主教制的态度，以便强化专制统治。
在这次会议上，他首次向臣民们阐述了自己的主张：第一，国教的基本内容不容讨论，全国都应该坚持一种宗教和一种仪式；第二，“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
，应该维护主教制；第三，“长老会就像上帝与恶魔不能相容一样，与国王势不两立”
；第四，反对取消现行教阶制，捍卫实行主教制的英国国教会。
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詹姆士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他认为无论是从神学还是从礼仪上看，清教的要求都与苏格兰的长老会派更接近，而与国教会有明显的差异；但由于国教会保留着与天主教一样的主教制度，并支持君主在教会中的领袖地位，所以他还是选择了国教会，让主教们成为他在政治上的盟友。
经过一番较量，詹姆士除了同意出版钦定本《圣经》（AuthorizedVersion，或KingJamesVersionoftheBible）之外，没有答应清教徒提出的任何改革要求；而国教会则秉持他的旨意，通过新的教会法，要求全体教士承认君主的最高宗教权威，并接受《三十九信条》和经过修订的《第三公祷书》。
伊丽莎白的政策导致国教会内部一个反对派即清教的产生，詹姆士则制造了一个宪政反对派即不从国教者，而到查理一世时期，“两者联合了起来，从这种联合之中终于产生了内战”
。
其次，詹姆士干涉下院选举，执意扩大国王的权力和限制议会的权利，因而与议会发生直接冲突。
1604年发生了“古德温当选下院议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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