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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20名陆军元帅中，有14人是贵族，占70%。
海军军官中贵族所占比例通常更高，18世纪先后有23人出任海军大臣，其中16人为上院贵族，1人来自王室，2人为贵族之子。
1769年一份登记册列举了102名步兵上校的名单，其中43人是贵族或贵族之子，7人为贵族之孙，4人是贵族的女婿，可见半数以上与贵族有直接联系；登记册还提到10%的少将、16%的中将和27%的上将是贵族。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英国军队长期存在军职买卖的情况，这就为贵族及贵族子弟通过花钱跻身军队高层提供了便利。
据载，18世纪末，一个骑兵中校的售价超过5000镑，如此高价使贵族之外的其他人多半只能望洋兴叹。
由于掌握大量地产，贵族借助其财力优势及在地方上广泛的荫庇关系而对地方行政管理施加影响。
地方上最重要的官职是郡督（LordLieutenant），18世纪出任英格兰和威尔士各郡郡督者共计294人，其中255人系贵族或贵族之子，余下39人中有2名主教，5人后来成为贵族，2人系贵族的姻兄，1人系贵族的堂（表）兄弟，1人为贵族之孙，1人被册封为爱尔兰贵族，1人为贵族之婿，25人来自贵族较少的威尔士和蒙默斯；仅1人例外。
贵族还通过掌握郡督一职而操纵各地治安法官的提名权，因为郡督是唯一有权向大法官推荐治安法官人选的官员，贵族在地方管理中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18世纪，贵族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
尽管从理论上说中间阶层可以凭财力或其他途径跻身贵族行列，但这种情形并不多见；贵族群体的“开放”
属“单向开放”
，即贵族成员可以向下流动，其他人向上流动则不容易。
然而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英国贵族享有的特权要少得多。
英国从未为贵族单独制定法律，在审判方面，贵族与普通人等同，虽说只有上院才可以开审贵族。
英国贵族也不享有免税权，土地税和消费税是英国革命的产物，前者主要由土地贵族承担，后者主要由普通民众承担。
此外，18世纪的英国贵族在经济上表现出开放性，他们不仅在“农业革命”
中发挥带头作用，还支持并积极投身于工商领域。
对此，哈孟德夫妇指出：“英国在18世纪是受一个强有力的商业化的贵族统治的；……英国的大人物们并不以经商为耻；本世纪中的首要大臣……虽然对于商业成就的原则意见分歧；却一致看到商业的重要性，把商业当做政治的最高目标。”
伴随着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尤其是世纪末的工业化浪潮，“中间阶层”
的人数不断增加，影响也日益上升。
中间阶层是沟通社会上层与下层的桥梁，其开放性既为18世纪的英国社会增添了流动性，更为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不过，正因为如此，中间阶层的内涵及人数也总是处于变动之中，难以被精确判定。
事实上英国中间阶层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内部在经济收入、生活方式及社会意识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例如，大商人、大银行家、某些大地主和政府高官，其财富和影响力有可能超过贵族中的一些人；而处在中间阶层另一端的各类店主、小商小贩、小业主、独立手工业者以及占地不多的农场主，他们几乎在任何方面都没有相似性，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不是贵族。
因此，18世纪的中间阶层不具备明确的身份认同，当出现一些重要问题需要做阵营的选择时，中间阶层通常是以“他们-我们”
（ThemandUs）、“内外”
（InsandOuts）来确定自己的归属的。
商人是中间阶层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
18世纪，英国取代荷兰成为头号商业大国，而早在世纪之初，“商业革命”
就已先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来到了这个国家。
保尔·芒图指出：“英国在变为典型的工业国，即变为拥有矿山、制铁厂和纺纱厂的国家以前五十年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大商业国，正如一句名言所云：是个商人的国家。
在那里，商业发达走在工业变化的前头，而且，它也许决定着工业的变化。”
在时人眼中，商人范围广泛，其中既包括从事海外贸易的少数大商人和银行家，也包括许许多多的店主、小商小贩和独立手工业者。
伴随着殖民地的扩张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大商人、大银行家积聚起大量财富，成为富可敌国的巨富，而活跃于英国各地的无数中小商人则完全与他们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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