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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柯克洪提供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到，排在前六位的依次是世俗贵族（含王室成员）、主教、从男爵、骑士、乡绅、绅士及有收入的女士，其人口规模依序为25人、15人、15人、10人、10人、8人，可见，贯穿整个18世纪，社会中上层一直保持着其平均家庭规模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优势。
对此，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人指出：“家庭规模并不是人口生命力的指数，而是社会地位高低的指数。
正是因为富有，上层阶级才能在家中供养大批奴仆并收留无依无靠的亲属”
，一语道出了社会中上层家庭规模偏大的个中原委。
这里有两点需要略加说明：其一，尽管中上层家庭规模较大一定程度上与扩展家庭的存在相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其家中收养了大批奴仆并收留了一些亲属。
研究表明，1650-1749年间，各类仆佣占当时总人口的14%，1750-1821年间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占到10.7%。
值得一提的是，自18世纪初期起，英国的家庭仆佣人数一直呈增长趋势。
据认为，18世纪中期，全英国大概有60-70万家庭仆佣；一些贵族往往雇佣六七十名甚至上百名仆人，连一些平常人家也有雇佣仆人的习惯。
正所谓家庭的规模“主要不是由子女的多少，而是由住在家中作为仆人和同居者的数量所决定”
。
安德烈·比尔基埃同样认为：“使家庭规模大小发生变化的，并不是夫妻这个核心的生殖能力，而是这个家庭有多大能力将他们所生子女以外的人聚集在同一屋顶下。”
其二，在讨论家庭规模时，必须理解“家庭”
一词的含义。
其实，无论是格里高利·金，还是帕特里克·柯克洪，他们使用的家庭一词与当代意义上的家庭差异很大。
在18世纪，家庭包括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所有成员，仆佣和寄居的亲戚甚至租住房屋的房客都会被当成这个家庭的成员。
换言之，当时的家庭实际是当代的“户”
[如拉斯莱特主编的一部著作就是以《历史上的户与家》（HouseholdandFamilyinPastTime）作为书名的]。
“户”
与“家（庭）”
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居住空间概念，它包括了共居于某一特定住所内的所有人，而后者则更多地与成员之间的血缘或婚姻关系相关，指的是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且相互间存在亲属关系的人们。
比较起来，在统计家庭人口时，以“户”
为单位比较方便也更加准确，而“家”
则由于其社会含义复杂而难以精确估量，因此，人口学家通常仍采用“户”
进行历史人口的统计。
严格说来，血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婚姻关系，足见婚姻之于家庭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
事实上，婚姻不仅是家庭的起点，而且对家庭关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如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同样至为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有关家庭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对婚姻问题的关注。
学者们普遍认为16-19世纪英国婚姻模式有两个特点：其一为晚婚，其二是存在相当数量的终身不婚者。
尽管英国婚姻模式的这些特点从总体上说不成问题，但具体到18世纪，人们对社会转型与婚姻状况之间的互动关系却持有不同看法。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工业化是否导致英国人婚龄上升：社会学的主流观点是英国年轻人的婚龄随工业化而上升，历史学家对此质疑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拉斯莱特等人的研究显示：1750年以前，英国女子的平均婚龄为26岁，男子为27.5-28岁；18世纪起女子结婚年龄开始下降，为24.9岁，1800年以后更降至23.4岁，同期男子婚龄分别为26.4岁和25.3岁。
与此同时，终身不婚的比例在17世纪80-90年代达到最高，为27%，而在工业转型时期则降至6.8%的最低点。
另一项研究同样显示，在1675-1699年与1800-1824年这两个时间段里，男子的平均初婚年龄从前一时期的27.7岁下降到25.5岁，女子则从26.6岁降至23.7岁，分别下降了2.2岁和2.9岁。
可见，工业化的确带来了18世纪下半叶英国婚姻模式的变化，但其变化的方向却并非如一些社会学家所料想，而是正好相反。
至于何以会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婚龄下降和独身者减少的现象，其原因或许不止一端，但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工业的兴起与发展。
可以这样认为：随着工业发展，经济状况好转，经济机遇增多，人们有信心也有可能改变对婚姻的态度，放弃原有的婚姻模式，更早地开始婚姻生活。
婚姻的第一步是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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