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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汝芳在安徽太湖县做县令时，的确做出了一些成绩。
张居正曾写信给他说：“您在太湖县‘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不愧是罗汝芳啊!”
但他话锋一转，“王阳明说致良知后还应该去行，否则就不是致良知。
我觉得无论是学问还是为政，都该落到实处。
我听说你在太湖县搞无为，上级政府下的条文，你认为不可就不执行，你认为可就下令执行，却从不去检验结果，这是不对的。”
后来，罗汝芳又被调到安徽宁国府做知府。
张居正又去信说：“真儒者必须要明白‘体用’，‘体’实际上就是学，行乃学之‘用’，所以学最终必须落实到用上。”
罗汝芳对张居正的教导很不以为然，回信说：“阳明先生也说过这些，无非是知行合一。”
张居正又回信说：“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意蕴相当广泛，举凡孝顺父母、和朋友相交等等日常之事都在知行合一之内，而我所说的知行合一，指的就是处理政务方面。”
最后他很委婉地说了这样一句话，“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惟德其念也。”
意思是，阳明学固然很好，但必须将其落实到从政的实际行动上并见出行政实效，才算是真的知行合一。
表面看，张居正所说的知行合一也是在王阳明知行合一范畴内的，其实还有区别。
王阳明当然主张知行合一需在从政上体现，但他是教人和育人并行，也就是说，地方长官不仅是个行政官员，还要是个老师，不仅要落实政策，还需文化育人。
张居正却认为，地方长官只要做好身为长官的职责就可以了，不要越位，不可有出位之想，教育并不是长官的事，甚至可以说，对百姓的教育可有可无。
因为一个地方长官倘若通过讲学等各种方式，为百姓启蒙，那后果不堪设想。
罗汝芳恰好身兼二职，既是行政长官又是老师。
张居正当国后，罗汝芳恰好回京城述职，两人多年不见，显得分外亲密。
张居正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
罗汝芳回答：“《大学》和《论语》而已。”
张居正默然，许久又问：“可认真研究国家政策否？”
罗汝芳淡淡地回道：“一直在为讲学做准备，还未来得及研究。”
张居正心里冷笑：什么叫为讲学做准备，这么多年来你在地方上一直就在讲学，还用准备吗？
两人的谈话虽未不欢而散，但张居正已决心不会重用罗汝芳，然而他毕竟还是朋友，所以派他到山东东昌担任知府。
三年后，张居正听说罗汝芳在东昌成为儒家高级培训师，气恼之下，再把他调到蛮荒之地的云南，那里政务不繁，百姓愚昧，离政治中心很远，正好发挥他的讲学才能。
罗汝芳很不高兴，在云南待了几年后，讲学成果不错，但影响力不足。
他最想讲学的地方是帝国的文化中心北京。
1577年，罗汝芳回京述职，对张居正发出抱怨，说他想回京城。
张居正知道他心怀不轨，所以给他画大饼：再在云南待三年，马上把他调回京城。
罗汝芳心花怒放，收拾行装就要回云南。
可北京知识分子太热情，非要留下他讲课。
罗汝芳心里发痒，却碍于张居正的关系，先是婉拒。
北京知识分子们非要把他逼上绝路，三番五次来请。
罗汝芳终于动心，但有个条件：离京城远一点。
这简直小菜一碟，众人就把他拉到北京远郊门头沟的广慧寺里。
罗汝芳一发不可收，连讲三天，分文不取。
消息马上传开，张居正得到消息后，暴跳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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