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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那些通常被称为神经官能症患者潜在愧疚感的自责，会通过明显的非理性因素表现出来，不仅在他特殊的自我谴责中，而且也存在于他认为自己不值得得到任何仁慈、赞赏和成功的模糊感觉中。
他可能会走向非理性的任何极端——从巨大的夸张到纯粹的幻想。
另外一种因素表明，即使神经官能症患者会自我谴责，却并不一定有真正的愧疚感。
因为神经官能症患者潜意识里并不认为自己就是一文不值的。
即使在他看上去被愧疚感吞没的时候，当其他人对这种谴责信以为真的时候，他会变得非常愤怒。
后面这种现象引出最后一种因素。
弗洛伊德在讨论精神抑郁症患者的自我谴责时指出：神经官能症患者矛盾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一方面展现出愧疚感，另一方面却缺乏本应随之而来的羞耻感。
（1）他在宣布自己一文不值的同时，又强烈地要求别人的关心体贴和赞赏，并且还会明显地表现出自己不愿意接受丝毫的批评。
这种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在一个案例中，一个女人对报纸上报道的每一桩罪行都会觉得莫名愧疚，甚至每个家庭成员的逝世她都认为是自己的过失，但是当她的姐姐温柔地责备她总是索要太多的体贴时，她却怒不可遏，竟当场晕倒在地。
但是这种冲突并不是一直显而易见的，它更多隐藏在表面之下。
神经官能症患者会错误地认为自我谴责的态度是一种正常的自我批评态度。
他对批评的敏感性可能通过一种信念来掩盖，即如果批评是以一种友好的或者建设性的方式提出的，他就能很好地接受别人的批评。
但是这种信念仅仅是一种掩饰，和事实本身是相矛盾的。
即使是很友善的建议也可能导致他的勃然大怒，暗示批评的任何建议都是在指责他不够完美。
因此，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和检验愧疚感的真实性，就会发现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内疚的感情其实要么是焦虑的表达形式，要么是对抗焦虑的表达形式。
在一定范围内，这一点是适用于正常个体的。
在我们的文化中，恐惧上帝比恐惧人要更高尚一些，或者用非宗教的表现形式来说就是出于良心不去做某事，而不是因为害怕被抓而不去做某事。
许多丈夫声称自己忠于家庭是因为他的良知，但实际上是因为他非常惧怕自己的老婆。
由于神经中积攒了大量的焦虑，因此神经官能症患者比起正常人更倾向于用愧疚感来掩盖焦虑。
和正常人不同，他不仅恐惧即将发生的后果，而且还预先想象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的某些后果会发生。
这些预先想象的性质伴随着情景的不同而不同。
他可能对即将发生的惩罚、报复、抛弃有着夸张的想象，或者他的恐惧本身就是完全模糊的。
但是不管它们的本质是什么，他的这些恐惧都集中在相同的点上，可以大致表述为对反对的恐惧，或者如果对反对的恐惧已经形成一种信念，就可以称之为害怕被发现的恐惧。
神经官能症患者怕遭到反感的恐惧是一个共同的问题。
每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不管表面上多么肯定自己、不在乎别人的意见，实际上却非常害怕或者超级敏感会被人反对、被批评、被指责和被人发现。
正如我所说的，这种怕遭到反感的恐惧通常被认为暗示了潜在的内疚心理。
换句话说，它被认为是这类感情所造成的结果。
而批判性的观察使这一结论变得可疑。
在精神分析中，病人会经常发现谈论某一特定经验或者想法——例如关于死亡的愿望、**、**的愿望——是极其困难的，由于他很愧疚，或者更好地表达为他认为自己很罪过。
当他鼓足勇气来谈论这些话题时，发现自己并没有遭到反感，“愧疚感”
就会消失。
由于焦虑的缘故，他比其他人更依赖大众的看法，因此天真地把公众意见当作自己的想法。
然而，对于怕遭到反感的敏感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即使当他谈论那些会给他带来内疚的经历时并没有产生特别的内疚。
这种观察暗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愧疚感本身并不是造成害怕遭反感的原因，而是其结果。
由于对被人否定的恐惧，在愧疚感的产生及理解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在这里我要对它的内涵予以进一步讨论。
对遭人反感的过度恐惧可能会盲目地延伸至所有人，或者仅仅延伸到自己的朋友身上——尽管通常神经官能症患者并不能清楚地分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一开始这种恐惧仅仅涉及外部世界，或多或少总会和他人的反对有关，但是这种恐惧也会内化。
内化现象发生得越多，来自外界的反对与自身的反对相比就越显得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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