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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是说斯密的分工理论已经洞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本质。
在关于分工的讨论中，柏拉图的研究主要讨论的是社会分工，比如他讲到农夫、铁匠、瓦匠等，就是从社会分工出发的。
斯密的分工理论关注的是工场内部的分工，即制作单个商品的分工，这是将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细分为不同的人共同完成的工作，是与社会分工不同的另一种分工，或者说，这才是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关注的分工。
但在斯密的讨论中，这两种分工并没有被区分开来，他将资本主义工场内部的分工与社会分工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分工变成了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的分工，“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
各种行业之所以各个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有这种好处”
。
[12]这样一种观点，与将分工看成是人类本性的观点相一致，从而更加巩固了上述理念，即将分工变成了与“自然秩序”
相一致的劳动方式，以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成为最合乎自然与人性的生产方式。
斯密关于分工的这些看法，影响了许多后来者。
比如麦克库洛赫关于分工的讨论，基本上重复了斯密的观点。
[13]詹姆斯·穆勒除了强调要从哲学上讨论分工所带来的分解工作，还要讨论对分工进行的综合工作外，对分工本身的描述，基本上也是对斯密观点的复述。
[14]
当然这并不是斯密能够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分工混淆起来的理由。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的时代，工场内部的分工并不能从社会分工简单地推导出来，更不能将两者简单地从性质上等同起来，对分工的理解必须以资本主义生产作为全部立论的基础。
如果说这在斯密时代还不明显的话，在19世纪40年代，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就较为清晰起来。
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在讨论斯密关于分工问题的局限时，认为尤尔对斯密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尤尔在《工厂哲学》中指出：“当亚·斯密撰写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一不朽著作时，工业中的自动体系还无人知道。
他完全有理由把分工看作改进工场手工业的伟大原则……但是，在斯密博士时代有用的例子，在我们这个时代只会使公众在现代工业的实际原则问题上陷入歧途……按不同熟练程度进行分工这种繁琐教条，最终被我们的文明的工业家利用了。”
[15]也就是说，斯密所讨论的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时代才得以发展起来，并开始主导生产过程的分工，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历史性”
的分工。
这样一种“历史性”
视野的缺失，才是斯密在分工问题上产生理论混淆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合上述的讨论，从关注分工带来的产品在使用价值上的优越性转向分工带来的交换价值上的优越性，这是从古典思想向现代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产生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商品生产的普遍化，或者说商品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起点。
但囿于“历史性”
视野的缺失，以斯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极易将资本主义工场内的劳动分工与体现在人类社会中的社会分工混淆起来。
当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分工混淆于社会分工时，也就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还原为了一般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劳动。
按照我的理解，这是从资本逻辑向生产逻辑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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