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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家与作家的关系而言，他们既是从属的关系，也是各自独立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翻译家们都有切身的体会。
诗歌翻译家翁显良说：“译梦窗词要做梦窗的梦，译燕子楼乐章要做东坡的梦，译‘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要做老杜的梦：译诗岂不是为他人做梦？”
“何止做梦，翻译本来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但他接着又说：“这也未必尽然。
至少文学翻译——尤其是诗的翻译——与非文学翻译有所不同。
译诗固然要做他人的梦，咏他人的怀，但在一定程度上要做自己的梦。
不咏他人的怀，随心所欲，无中生有……就不能称为译。
不做自己的梦，不咏自己的怀，无所感悟，言不由衷，就不能成为诗；译诗而不成诗，恐怕也难以称为译。”
[5]寥寥数语，就点破了文学翻译家“自己”
与翻译对象“他人”
之间的辩证关系。
日本文学翻译家林少华先生在译完一部作品后曾说过这样的话：“……即使字数再多，也终究是传达别人的话，就像把自家脑袋租给了别人”
，他感觉只有在写“译后记”
的时候，“才算把脑袋又收归自己肩上”
。
[6]这段话不失为关于翻译家的从属性与主体性的生动形象的比喻。
“把自家脑袋租给了”
原作者，这看起来是从属的行为，但另一方面，“租给”
了别人的脑袋也仍然是自己的“脑袋”
，翻译家的主体性仍没有失掉。
关于翻译家与原作家原作品的从属性和主体性的关系，西方有人曾比作“主人与仆人”
的关系，这在强调翻译家须尊重原作的意义上，也不失为一个形象的比喻。
但即使是仆人，他一方面服从着主人，一方面仍不妨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个性和创造性。
起码作为“仆人”
的翻译家有着选择“主人”
的权利，也有不选择——乃至选择了复又抛弃——的自主权利。
而原作家一般情况下却等待着被选择。
对此，翻译家傅雷曾深有体会地写道：“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
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
[7]
翻译家对原作家和作品的选择，是翻译家主体性的最初表现。
不同时代、不同的翻译家，其翻译选题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动机。
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翻译家翻译选题有两种基本的价值取向，一是自觉服从于时代与社会的需要，这是由翻译家的参与社会的人生观和社会责任感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翻译文学选题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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