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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无疑已经成为世界翻译大国和翻译文学大国。
翻译选题的全方位化、系统化，翻译文学出版的规模化，翻译文学阅读与接受的社会化，翻译文学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作用的强化，是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间我国翻译文学的主要特点。
翻译文学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手段，成为作家、评论家借鉴外国文学的主要渠道，也成为广大读者面向世界、了解外国的重要窗口。
当然，在翻译文学的高度繁荣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从译者角度看，译者的阵容空前的庞大，新一代年轻译者成为翻译的主力，其中不乏优秀者，但更多的尚处于未熟状态，再加上急功近利，不能潜心打磨，翻译质量总体上不能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期相比。
20世纪80至90年代出版的优秀译本大都是老翻译家在原先的译本，有的一仍其旧，有的加以修订。
而新手的翻译被翻译界读书界广泛认可者，比例太少。
其次，从出版社角度看，由于国家对具体的翻译选题不像20世纪50至60年代那样严格控制，有的出版社为了迎合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并获取经济利益，乘机出版格调低下、内容不健康、不值得翻译的末流乃至下流作品，正如叶君健先生在为《中国翻译家辞典》（1987）所写的序言中所批评的：“我们所出版的所谓‘文学作品’中，有好大一部分不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而是相反，使读者趣味愈趋下降。”
有的出版社本来不具备应有的编辑审稿能力，却也放胆编辑出版翻译作品。
1992年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和波尔尼版权公约后，由于超出版权保护期的作品无需购买版权，于是许多出版社一哄而上，纷纷出版古典名著的译本，导致一种古典作品翻译出版过滥，几年中某些原作甚至出现十几种译本。
复译和重译的大量出现，导致泥沙俱下，玉石混杂，也给某些译者的抄译、抄袭提供了条件，令劣译、盗译混迹其间。
一些古典作品由于没有版权问题，一些人为了追求名利，将现有的译本稍做改动，即以新译本的面孔出版。
尤其是各省、市新成立的一些出版社或小出版社，本来没有力量编辑出版翻译作品，却也为经济利益驱动，延请一些翻译新手、半外行或者干脆就是外行，来担当“翻译”
，结果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剽窃已有的译本，如《一千零一夜》《红与黑》《十日谈》等就有多种这样的版本。
在现当代外国文学的选题与出版上，各出版社、各刊物之间互不通气，甚至互相封锁选题，以至抢译、赶译，这些都一定程度地造成了出版资源的浪费，导致了“伪译”
的横行泛滥和翻译文学市场的无序与混乱，给翻译文学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面对这种情况，季羡林先生曾发表《翻译的危机》一文，其中说道：“我没有法子去做详细的统计，我说不出这些坏译本究竟占多大的比例。
我估计，坏译本的数量也许要超过好译本。”
[7]若如此，1980至1990年代我国各出版社每年都要出版两三千种，那坏译本至少要有上千种。
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难怪有人读了劣译感到上当后，撰文提醒读者：“在中国选外国文学的经典，千万不要只看书名，还要挑一下译者和版别。”
[8]许钧教授写了一篇题为《不能再容忍了》（1997）的文章，呼吁国家执法与管理部门对肆无忌惮的抄译行为“采取严厉的措施”
。
尽管文学翻译中的这些问题较为严重，但归根到底这还是文学翻译高度繁荣中的问题。
在这个以数量、规模取胜、以复制为时尚的当代社会环境中，文学翻译也难以免俗。
好在，时间和读者是最好的裁判，那些坏的文学翻译，终究成不了“翻译文学”
，而只是一时泛起的文学翻译的泡沫而已。
[1]（三国吴）支谦：《法句经序》，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阿英：《晚清小说史》，21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3]阿英：《晚清小说史》，21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4]《铁瓮余烬》，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4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5]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日本管窥》，248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6]梁实秋：《欧化文》，原载天津《益世报·文学月刊》，1933年12月，第56期，后收入《偏见集》。
[7]季羡林：《翻译的危机》，载《东方之子·大家丛书·季羡林卷》，北京，华文出版社，1998。
[8]《经典也可以被糟蹋》，载《中华读书报》，2003-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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