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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方面，为了加强皇权统治，同时也是为了加深对百姓的思想统治，康熙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打压，著名的“明史案”
和“南山集案”
均是由康熙制造。
“明史狱”
的具体情况如下：
朱国桢乃明末宰相，其从朝廷退下来以后著有《明史》稿一部，清兵入关后，朱氏后人将书稿卖给庄氏，庄氏乃当地富庶人家，在得到书稿后，又请人将明末崇祯一朝历史补上，并请人整理作序，命名为《明史辑略》，并署名庄氏族人。
在该书中，在阐述明朝在辽东与满人交战时，仍用明时语言习惯，沿用明朝年号，且在始终称入关的大清先祖和清兵为“贼”
，对清室先世也是不加尊称而直呼其名，等等，在清统治者看来，这无疑是“诋毁清朝”
的“十恶不赦”
之罪。
因此，在这起案件中，凡涉及此书的人，包括整理、润色、作序的人，及其姻亲，无不被捕，每逮一人，则全家男女老小全部被捕。
与此书相关的一些人，如刻板、校对、印刷乃至购买和藏书的人，也是被株连。
入狱者多达2000余人，审讯后定死刑70余人，其中18人被凌迟处死，行刑时人头落地，血肉横飞，场面惨不忍睹，按照大清律法，各犯之妻、妾、媳、女及15岁以下之子、侄、孙等没官为奴及徙边者无数。
这是清朝一宗大案，发生在康熙二年。
如果说，“明史案”
发生时康熙还未亲政，不能把责任推到一个小孩子头上的话，那么发生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南山集》文字狱，康熙就是罪魁祸首了。
戴名世很有才华，门人尤云鄂为戴刻了《南山集》，集中引用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若干内容。
这《南山集》并无攻击清朝的文字，仅仅是在记述明弘光帝逃亡南京事，用了“永历”
的年号。
不过当时已是大清当道，明朝早已灭亡，再使用明朝年号，就是反清举动，最终，《南山集》一案株连戴、方（苞）两家，三代之内，年16岁以上者俱处死，母女妻妾及15岁以下之子孙俱给功臣家为奴。
此外，刻印者、作序者等无一幸免。
正因为文字狱过于严酷，康熙年间许多文人“以文为戒”
，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
乾隆时御史曹一士曾上疏说“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持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诘诗书，指摘文字。
有习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至波累师生、牵连亲故，破家亡命”
。
这便是当时的恐怖现实。
可以说，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洲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
这种文字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为了强化统治，除字狱外，康熙还吸取了明朝东林党的教训，禁止创立书院，同时，为了禁锢知识分子的思行，还禁止言论和出版自由，在民间的一些出版商所能出版的也只有出版一些与科举制度有关的书籍，如果违反，则严惩不贷。
因此，在康熙在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清朝文化都陷入了长期的沉寂状态。
教育方面也是如此，清廷规定，在学校所讲解的儒家经典书目，必须要以宋儒朱熹所诠释的范本为一举，其他得全部被禁止，科举考试制度必须完全严格按照宋儒得集注，通过科举制度让读书人只写八股文，以此来禁锢读书人的思想，这种愚民政策所造成的文化专制，完全扼杀了读书人的额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当历史进入18世纪，西方各国已经先后挣脱封建制度的锁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都在迅猛发展。
而我们，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仍然顽固地紧闭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而且蛮横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消除异端，禁锢思想，统制言论，维护封建统治，直接地、人为地造成整个社会的落后，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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