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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我在此的努力所在。
在像拉扎斯菲尔德之类的比较直白的陈述里，“理论”
和“经验数据”
这样的操作观念意思非常明确：“理论”
成了解释统计结果时有用的那些变量；而被强烈建议并在实践中被清楚表明的所谓“经验数据”
，仅限于那些能够在统计上确定的事实与关系，也就是为数众多的、可以重复的、可以测量的事实与关系。
鉴于理论和数据都是十分有局限的，再看有关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观点的那种豪气，似乎就削减成了单纯的口惠，事实上，根本就没什么可认可的了。
如前所示，这样严格限定这些术语，并没有任何哲学理据，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当然也没有任何理据。
要核查和重塑一个宽泛的观念，就必须给出细致的阐发，但细致的阐发并不一定就能汇总一处，构成一个宽泛的观念。
你应当挑选哪些内容来进行细致的阐发？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汇总”
又是什么意思？人们认为，用语轻松寻常，使任务也显得机械照办就好，其实并非如此。
我们谈宽泛的观念与具体的信息（也就是理论与研究）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我们还必须谈问题。
在陈述社会科学的问题时所诉诸的观念，通常关联着社会历史结构。
如果我们认为这类问题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对小范围领域进行任何细致研究，就确实显得不明智，除非我们事先有充分理由相信，无论结果如何，这样的研究都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有用的推断，便于解决或澄清具备结构意义的问题。
如果我们只是预设一种视角，把所有的问题都看作针对零散细碎的个体及其零散细碎的情境，以统计方式或其他方式，产生零散细碎的信息，进行零散细碎的探寻，这可算不上“转译”
具备结构意义的问题。
就观念而言，你从任何真正细节性的研究中得出的观念，在极少情况下能多过你融入这些研究中的观念。
你从经验研究本身中得到的就是信息，而你能用这样的信息做些什么，在相当程度上要看你在研究过程中，是否选择了你手头具体的经验研究作为更大的理论构筑的暂停检验节点。
当科学制造者忙着将社会哲学转变成经验科学，并建立起研究机构以容身其中，也就炮制出了大量的研究。
事实上，没有任何原则或理论在指导他们如何选择这些研究的主题。
我们已经看到，“幸福”
可能是一个主题，市场行为也可能算一个。
人们径直假设，只要使用了“方法”
，零散地分布在埃尔迈拉、萨格勒布[16]和上海的研究的结果就可以加总，最终汇成有关人和社会的“充分发展、组织有序的”
科学。
与此同时，实践活动又推进到下一项研究。
我主张，这些研究或许不能以“加总”
的方式得出更具重要意义的结果。
我这么说，是考虑到了抽象经验主义实质上偏向的那种有关社会的理论。
任何风格的经验主义都涉及某种形而上学的选择，选择什么是最真切实在的。
现在我们必须来看看，这种特定的风格究竟要求怎样的选择。
我认为，有一点颇具说服力，可以用来声言，这些研究往往例证了人们所知的那种心理主义。
[17]这个主张可能基于以下事实：它们的根本信息来源乃是对个体的抽样。
这些研究中所问的问题是从个体的心理反应的角度来提出的。
这就要求我们预设，社会的制度性结构，至少就以这种方式来研究的制度性结构而言，是能够经由有关个体的这类数据得到理解的。
要想弄清楚有关结构的问题，弄清楚它们对于说明即便是个体行为的重要意义，就需要有一种视野远为开阔的经验主义风格。
比如，在哪怕是美国社会的结构中，尤其是某一时间的某个美国城镇（通常这就是所谓“抽样区”
），也会存在如此众多的社会维度和心理维度上的共同特性，以至于社会科学家必须纳入考虑的行为多样性完全无法获得。
只有当我们拓宽视野，涵盖比较性、历史性的多种社会结构时，才能获得那种多样性，并由此正确地梳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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