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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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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机会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样子的美国社会学。”
早在1944年，米尔斯在填一份古根海姆基金申请表时，就有胆子这么写。
[13]他告诉基金会，自己为意见刊物和一些“小杂志”
写稿，因为他们采纳正确的话题，“甚至更多的是因为我希望去除自己身上那股羸弱残缺的学院文风，培养一种明智通达的方式，让现代社会科学与非专业化的公众相沟通”
。
那一年，这位特立独行者只有28岁，就已经希望这样来自我说明了。
这位自由写作的政治人希望与能讲道理的公众站到一边，但不会放任公众实施那种令人窒息的遵从，作为赢得其支持的代价。
一方面是通俗易懂，他乐于通过这种手法来推广自己的观念；另一方面是对于过一种自由的生活的欲望，而这是不可化约的。
米尔斯明白这两方面之间的差别，因为（到了40岁，他在一封信里写道）“骨子里看，系统地看，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
[14]。
话说回来，他并不是什么老派的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
当然，他也不是什么智识上的蠢汉。
他尊崇严谨，渴慕治学技艺的崇高天职，对严肃的批评意见通常毫不畏惧，乐于做出回应，喜欢直截了当的论战的那种粗粝与混乱。
是技艺而不是方法论，这差别至关紧要。
方法论宛如尸僵（rigormortis），刻板生硬，陈腐固化，成了玄秘难解的统计技术，被如此盲目崇拜，乃至于研究中真正的要害反倒显得黯淡无光。
而技艺是工作起来要尊重材料，明确目标，并且对学术生活的起伏跌宕与攸关利害有敏锐的体察。
技艺同样具备严谨，但严谨不能确保具备技艺。
要灵活掌握技艺，不仅需要技术性的知识和逻辑，还需要有普遍的好奇心，文艺复兴般广博的技能，以及对于历史和文化的熟稔。
说到底，是技艺精巧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而不是过度精致化的方法论，产生出20世纪50年代另一场浩大的社会学复兴，产生出戴维·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
这部探讨国民性的杰作材料丰富，洞见迭出，虽然里斯曼本人后来收回了其中的主要“理论”
假设，但该书的价值还在长久延续。
里斯曼原本在书中主张，S型人口曲线说明了从传统性格转向内向引导性格再转向他人引导性格的趋势。
[15]
米尔斯影响力最持久的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最后有一篇附论，即《论治学之道》，所有的研究生都该读读，因为它与其说是一部按部就班的说明书，不如说是学术工作这场探险历程的备忘录。
而《论治学之道》的文末又以这样的话作结（碰巧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是把这段话打在一张索引卡片上，贴在我的打字机边上，希望能秉持这样的精神生活）：
你在完成任何工作之前，都要把它引向一项持续不断的核心任务，就是理解你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即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这个令人恐惧却也令人赞叹的世界，它的结构与趋向，它的形貌与意涵，无论这种关联有时会多么间接。
[16]
这是面向黯淡的社会学的某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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