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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键差别！
如果研究的结果让你感到不爽，那确实很糟糕。
但他还认为，好的社会科学一旦进入公开场合，促成公共讨论，就会变成好的政治。
他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抱持积极行动立场的思想生活观，固然有部分原因在于性情使然，他可不是一个能把事情就这么撂下的人，但也是出于逻辑推论和排除其他选项，因为如果知识分子都不打算去破除思想上的阻障，那还有谁会呢？
对于米尔斯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反问句。
基于曾经是他博士论文研究主题的杜威式实用主义的精神，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实验给出解答，这样的答案将结合对于经验本身的反思，在实际生活中渐次展开。
而他在十年工作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你一直在寻求融合理性与权力，至少是潜在的权力，那么只有诉诸知识分子，除此别无他法。
米尔斯在他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陆续撰成的书中，细致梳理了可以得到的塑造历史的人的材料，包括《权力新贵》中的劳工，《白领》中的中产阶级，以及《权力精英》中顶层机构里的首脑们。
劳工没能顶住结构性改革的挑战，白领雇员倍感困惑，无望取胜，而权力精英则是不负责任。
米尔斯（部分通过排除法）得出结论：知识分子，也只有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艰辛努力，施展理性。
由于他们有能力在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如此的时候，通过探讨社会问题来展现理性，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当然有责任在探讨某个问题时，努力“探讨战略干预点，即寻找据此维持或改变结构的‘杠杆’，并对那些有能力干预却没有这么做的人做出评估”
[20]。
就像他在《马克思主义者》里所写的那样，一种政治哲学不仅要包括对社会的分析，以及有关社会如何运行的一套理论，还必须有“一种伦理学，即对于各种理念的阐述”
。
[21]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应当明确表述自己的价值观念，并严谨思考相互对立的各种立场。
还可以推出，研究工作应当辅之以直白的写作，这就意味着要启迪并动员他追随约翰·杜威（JohnDewey）所称的“公众”
。
用米尔斯的话来说，“社会科学在民主体制里担当的教育角色和政治角色，就是帮助教化并维持合格的公众与个体，让他们能够发展出有关个人与社会的现实的充分界定，并依此生存，循此行事”
[22]。
理性是很重要的，或者说达成理性是有可能的，哪怕只是作为一种依稀的目标，或许我们永远无法企及，但终归能以渐近线的方式不断趋近。
对于上述立场，米尔斯并没有抱以愤世嫉俗的态度，其程度如今看来似乎存有争议。
相反，他的笔下谈到启蒙时，不带有一丝嘲笑。
[23]他怀着后现代时代之前的那种严谨提出，在20世纪中叶，启蒙状况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有了太多的启蒙，而是我们的启蒙远远不够，悲剧在于，蕴含在科学研究、工商计算和政府规划等形式中的技术合理性，赢得了普遍的跪伏，这是一种完美的伪装，掩盖了重大的疏失。
而政经两界的科层化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讲求合理性的众生男女的民主自治（这是在重述韦伯的重大发现：制度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助长了个体自由的减损，至少是使其不再增长）。
而民主的前景也同样遭到破坏，其具体方式米尔斯直至去世时仍在努力探寻。
这是因为，面对那些“欠发达”
国家渐次登上世界舞台的态势，西方世界应对得很拙劣，而无论是自由主义（大体上已经退化为“自由主义实用取向”
的技术），还是马克思主义（大体上已经退化为给专制统治提供合理化辩护的盲从学说），都没能回应这些国家的迫切需求。
他写道：“我们的主要取向，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已经垮台，不再能够充分说明世界，说明我们自身。”
[24]此言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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