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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满人统治的开始——这个王朝自称为“大清”
——中国对外来影响的反感和抵制越来越强烈，包括天主教的传教活动。
让我们回到李约瑟的那个大问题：为什么曾经充满活力、渴望创新的中国没有走上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为什么没有进一步的科学突破和工业化？一些人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探究中国人的精神。
佛陀和孔子为发展设下了拦路石——而欧洲的新教徒则服从他们的工作伦理，迫切想在地球上找到自己是天选之人的迹象，因而追逐金钱和成功？这样的论点似乎说得通。
竞争、忙碌和贪婪在佛陀和孔子看来是一种恶行。
司马光在熙宁变法中用孔子的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反驳王安石的改革思路。
贸易和金融交易被看作贪婪和暴利，儒家学者认为只有农业是必要的。
诗人陆游（1125—1210）曾描绘过这样田园般的场景：“诸孙晚下学，髻脱绕园行……爷严责程课，翁爱哺饴饧。
富贵宁期汝？他年且力耕。”
但是中国从未把自己单纯看作节俭的农民之身，与诗中所述并不完全符合。
北京、杭州或苏州等大都市都不是探究自我的宁静之地。
一位15世纪末前往杭州的韩国人说，市场上的金银堆积如山，人们穿戴漂亮的衣服和饰物；来自外国的商船像梳齿一样鳞次栉比，街上的酒肆旁边就有各种各样的杂耍。
中国经济正处于充满活力的发展时期。
手工匠拉坯并绘制瓷器，这些瓷器远销欧洲，被斐迪南一世·德·美第奇（FerdinandoⅠ.de'Medici）当作礼物送给德累斯顿（插图79）。
油漆让家具闪闪发光，茶和丝绸抵达日本或通过马尼拉到达西班牙人之手。
甚至出现多样化的定制需求：穆斯林用来喝中国茶的瓷杯上不会出现人物肖像，而日本人和欧洲人的品位也在考虑范围内。
依照欧洲人的喜好，他们收到的物品上面会有他们的徽章和基督教图案。
中国的对外贸易到底达到何种规模，目前尚无定论；但中国人是雄心勃勃的巨贾，他们想把生意覆盖整个东南亚，这是毫无争议的。
佛陀、孔子以及道家都向人们灌输宁静的梦想，显然并没有减缓他们的忙碌。
明朝中期一个家族的首领曾经哀叹，城市生活腐蚀了古老的价值观，这种忧郁的情绪也可能出现在马格里布的伊本·赫勒敦或那不勒斯的桑纳扎罗身上，他们都曾为“现代化造成的损失”
而惋惜。
有一种观点可能可以解释这种矛盾，只有精英才有能力遵从儒家的价值观。
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不为司马光所关注的底层人士需要微薄的利润才能够生存下去。
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关注经济增长，而不像官员闲来练习书法，也不像贵族为消遣收藏古物。
明朝尚书张瀚（1510—1593）撰有《松窗梦语》，他在《商贾纪》中云：“财利之于人，甚矣哉！
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而犹不忘夫利也。
故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骛，犹自以为不足也。
夫利者，人情所同欲也。
同欲而共趋之，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不至于横溢泛滥，宁有止息。
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
张瀚对此非常了解，因为他来自繁华的杭州，出身于一个富裕的纺织商家庭。
宗教规范和生活现实总是两回事。
印度的婆罗门有着厌恶商人的传统，但这也没有挫败他们的经商热情，就像儒家思想也不是什么阻碍。
《圣经》也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宣言——《圣经》中提到，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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