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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省的中心，对基督圣体节戏剧表演的逐渐压制，是后宗教改革对天主教官方节日列表进行攻击的一个结果。
当然，庶民文化并没有被根除，到1600年时，对其控制反而大大放松了。
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了经济的不稳定。
在都铎王朝的统治下，土地租金上升，而实际工资则下降，贫富差距日益两极化。
看起来，城市穷人并非戏剧娱乐方式转变的受益者：地方自生戏剧和露天表演被王室演艺公司的间或到访所取代。
一些最贫困的人走向公路，壮大了流浪者的队伍；还有些人则到大城市里谋求命运的改变。
在1520—1600年之间，伦敦的人口翻了4倍，从大约50000人增长到了200000人（至1700年，人口达到了600000人）。
英格兰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在这里表现得最为迅猛。
一个典型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人，就是一个为其货物寻找市场的投机者，而伦敦建造的第一个专门剧院就要归功于市场商人。
在1566—1567年之间，托马斯·格雷欣（ThomasGresham）在郎博德大街（LombardStreet）设计并建造了皇家交易所（RoyalExge），约翰·布莱恩（JohnBrayne）则为红狮剧院（RedLion）设计并建造了舞台和支架。
一个历史的巧合造就了它自身的意义。
40年之后，托马斯·德克尔（ThomasDekker）在《海鸥入门书》（TheGull'sHornbook，1609年）中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总结：这个剧院是你们那些诗人的皇家交易所，在那里，他们的缪斯们——现在转向商人们了——聚会，甩卖那些廉价的语言商品……
我们现在只能猜测，是什么给了当时26岁的布莱恩接手红狮剧院的勇气。
他当时刚刚结束了作为一名杂货店商的学徒期，结了婚，并在巴克勒斯伯里开了一家商店。
他在商业上本来是很有前途的，却听从了姐夫詹姆斯·伯比奇的劝告。
与布莱恩不同的是，伯比奇已经完成了作为工匠的学徒期，而且已经作为一名活跃的演员为人们所知。
对险峻的红狮剧院项目而言，这可不是一种简单的合作，而且我们也不能排除伯比奇已经是“莱斯特伯爵剧团”
中成员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1572年时，他当然已经是其中的一名领袖型成员了。
布莱恩是为了这个剧团公司在红狮农场（位于伦敦以东的麦尔安德村镇）建起了一个剧院的吗？其最直接的动机是呈现一部有关大力士参孙（Samson）的戏剧，但当时对此并没有记录，该剧也没在“红狮剧院”
之后的表演中出现。
在伦敦建起其另一个剧院之前的九年，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并非一个明显盈利的剧院。
但由于布莱恩和伯比奇再次进入了剧院建设之中，我们也不能得出这一事业惨败的结论。
通过当时的法律文件（布莱恩诉其木匠案），我们对红狮剧院的认识建立在了关于其设计的预知上。
其舞台大约40英尺宽，30英尺深，5英尺高（约12.2米宽，9.1米深，1.5米高），面积接近“环球财富剧院”
那些舞台的面积。
一座30英尺高的角楼支撑着它。
在之后的剧院中，角楼可能是与顶层楼座连在一起，共同形成后台区；但在红狮剧院，角楼是一个独立的建筑，尽管其用扣板连接舞台，以确保安全。
在院子中有立足的空间，支架上也设有座位，使得其与舞台成为一个被围绕的空间。
围绕性是其核心所在，因为如果在开放空间中向临时观众收钱，那是非常困难的。
无论红狮剧场是否为之后的剧场树立了一个典范，它都对未来的形式作出了预测，同时创设了剧院票房。
鉴于英国的气候，室内舞台可能要更好一些，但是一个相当大的带屋顶的结构建造起来会过分昂贵，舞台照明也会分外昂贵。
剧院的大小和设计，几乎总是由经理的需求和野心程度所决定的。
而布莱恩是个商人，不是米西纳斯（Maeas）[9]。
从红狮剧院建设项目到“大剧院”
的建设之间有九年的间隙，对此，我们可以理性地解读为面对市政当局的敌意而表现出的谨慎的证据。
16世纪时反对戏剧的华丽辞藻这一永恒的主题与现代英格兰反对足球流氓的媒体之战是相互呼应的，都是出于对难以控制的集会的恐惧。
由此，在这一事项上，都铎王朝的立法持矛盾态度就毫不令人惊讶了，因为对娱乐休闲的压制本身就会引发暴乱的反应。
在省级城镇，巡游的表演者们经常会收到付费，要求其不要进行表演，而伦敦的问题是有太多的表演者。
就像立法者对待高利贷者具有两张面孔一样，立法者对待戏剧秉承的也是试错政策，有时候禁止那些在另一些时候被认定为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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