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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沃森与克里克原论文上的DNA图像，那幅结构如两条阶梯互相旋转缠绕的图像，是由克里克的艺术家妻子欧迪勒（Odile）绘制的，半个世纪来不断被重复使用，从未改动（图2.2）。
20世纪60年代，沃森所写的《双螺旋》描绘了现代科学的面貌，这本书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致让生命都艺术了起来。
我还在读书时就因看了这本书，整天梦想着获得诺贝尔奖和能名留青史的贡献。
在那时，我对于科学的印象几乎全部来自沃森的书。
之后进入大学，发现现实与我对科学的期望并不一致，梦想破灭是必然的，其间我开始攀岩寻求刺激。
等到好几年之后，我才渐渐领悟研究的魅力，重新找回科学带来的兴奋。
然而当时我在大学所学的，几乎全部都是沃森与克里克1950年还不知道的，但在现在已是理所当然的事。
比如“基因编码蛋白质”
，这一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还未在科学家之间达成共识。
沃森1951年来到剑桥大学时，还因为被怀疑论者如马克斯·佩鲁茨（MaxPervtz）和约翰·肯德鲁（JohnKendrew）等人质疑而感到恼怒。
然而对于佩鲁茨与肯德鲁而言，连最基本问题，比如“基因”
到底是DNA还是蛋白质，都还没有被完全证实，更遑论其他。
尽管当时并不清楚DNA的分子结构，我们却已摸透了它的化学成分，也知道它的成分在各物种间几乎一样。
如果说基因是遗传物质，并且决定了每个个体甚至每个物种之间的巨大差异，那么像DNA这种化学组成单调的东西，从细菌到植物到动物的几乎都一样，怎么可能解释生命的丰富与多样性？反而组成成分变化无穷的蛋白质，看上去更适合承担这项遗传工作。
图2.2 DNA的双螺旋结构，显示这两条螺旋如何互相缠绕。
把这两条螺旋解开的话，每一条都可以当作模板，合成全新而互补的另一条。
当时只有沃森以及少数的生物学家深信美国生物化学家奥斯瓦德·艾弗里（OswaldAvery）的实验结果。
艾弗里在1944年发表的研究显示，遗传物质是DNA。
沃森的热忱与信念鼓舞了克里克，促使他动手解决DNA的结构问题。
一旦结构问题被解决，解码就近在咫尺。
然而当时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是如此缺乏，必定会再次让现代人觉得惊讶。
DNA看起来就是一连串字母随机组合成的无尽长链。
要找出这个序列的某段顺序如何对应某种蛋白质，在理论上似乎并不困难，因为蛋白质是由一连串的子单元组成的，所谓的子单元就是氨基酸。
因此，想必DNA序列可以与氨基酸序列一一对应。
而如果DNA字母是万物通用的，毕竟似乎所有物种的DNA成分都一样，那么DNA对应氨基酸的方式应该也是万物通用的。
但这一切在当时还不为人知，而且几乎也没人想过这种对应关系，直到沃森与克里克在老鹰酒吧里坐下来，在午餐时间写出那经典的20种氨基酸，就是今天教科书里会写的那20种。
惊讶吗？这两人都不是生物化学家，但他们却是第一个找到正确答案的人。
现在问题变成了一个数学游戏，和详细的分子机制无关（我们却要死记硬背这些分子机制）。
四种DNA字母要编码20种氨基酸。
绝不可能是一对一编码，也不可能是二对一编码，因为两个字母最多只能组成16种组合（4×4）。
因此，最低要求是三个字母，也就是DNA序列里面最少要有三个字母对应到一个氨基酸，被称为三联密码，后来被克里克和西德尼·布伦纳（SydnegBrenncr）证实。
但是这样看起来似乎很浪费，因为用四种字母组成三联密码，总共可以有64种组合（4×4×4），这样应该可以编码64个不同的氨基酸，那为什么只有20种氨基酸呢？一定有一个神奇的答案来解释为什么4种字母，3个一组，拼成64个单词，然后编码20种氨基酸。
很巧的是，第一个尝试解答这个问题的人也不是生物学家，而是热情洋溢的俄裔美籍天文物理学家乔治·伽莫夫（Geamow），他因提出大爆炸理论而广为人知。
伽莫夫认为，DNA序列可以直接生产蛋白质，氨基酸分子可以嵌入双螺旋间的钻石型凹槽内来合成蛋白质。
不过伽莫夫的理论是纯数学的，因此当他知道蛋白质并非在细胞核里合成，所以也就不可能和DNA直接接触时，也完全不在意。
这个想法只剩下理论性的内容，而没有生物方面的意义。
伽莫夫主张一种相互重叠的三联密码，这是密码学家的最爱，因为这可以使信息密度最大化。
假设有一段DNA序列为ATCGTC，那第一个“字”
（术语叫作密码子）就是ATC，第二个字是TCG，第三个字是CGT，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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