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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绩效管理的发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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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学校绩效管理迄今已经走过了大约50年的发展历程。
为了梳理出较为清晰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脉络，本文主要从学校绩效管理诞生的背景、学校绩效管理政策、学校绩效管理实践和学校绩效管理研究四个维度进行回溯。
（一）学校绩效管理诞生的背景考察
在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内很多学校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大量旨在培养军人的职业技术学校不断涌现，各级基础教育的学校则大量减少。
这直接催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教育改革的中心议题，即学校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的大范围恢复。
众所周知，在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段时期内，虽然美国各种教育思潮不断涌现，相继出现了永恒主义、存在主义、实证主义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派，但是美国教育的主流趋势依然是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诸如“教育即生长”
、“教育即生活”
、“教育即经验的改造”
、“学校即社会”
等教育理念一直就是各级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
进步主义教育虽然改变了以往教育中对儿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压抑，适应了当时作为世界工业强国的现实需要和人才要求，但是它自身凸显的缺憾也遭受到学术界长时期的批评，其中最为明显的则是教育质量的低下，学生无法学习到系统的科学知识。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各级学校不断恢复运动延续了战前的学术传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再次旧调重弹之时，立即遭受到了学术界的强烈不满和谴责。
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亚瑟·贝斯特（ArthurBester）、罗伯特·赫钦斯（RobertHuts）等。
为了扭转当时教育发展的局势，在一些学者的建议下，1955年成立了“基础教育委员会”
（BasicEdu），该委员会宣称：“学校的存在是为了提供语言的、数学的和有条理的思维的基本技能，是为了以合理的方式传授文明人的理智的、道德的和审美的遗产”
。
[2]与此同时，成立于1919年的以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为皈依的“进步教育协会”
也于1955年寿终正寝。
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受到的强烈冲击，标志着美国教育对近半个世纪教育价值观的扭转，也预示着另一种教育理念的改革即将拉开帷幕。
如果这些学者对教育变革的呼喊尚不能引起美国当局足够关注的话，那么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事件无疑震惊了美国社会各界人士。
强烈的危机感和挫败感让美国政府陷入了无尽的反思：是什么原因致使美国较之于苏联的这种落后局面？最后，美国认为这源于教育水平的落后，尤其是科学和技术训练的忽视，因此必须痛定思痛从作为源头的教育领域进行改革。
1958年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要的教育法案《国防教育法》（NationalDefeionAct）顺利颁布，全文分为10章，开篇就开门见山地提出“本法的目的在于以各种方式向个人和州及州的下属机关提供实际援助，以保障受培训的人力的质量和数量足以满足美国国防的需要”
[3]的宣言。
通览全文可发现，该法案的基本精神即是要求将生活适应教育转向重视科技的教育，以提高教育水平，加速培养人才，并为此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紧急措施”
。
[4]其中，较为明显的体现有两点：其一，对“新三艺”
（科学、数学和外语）的重视，法案认为美国之所以在军事竞赛中处于下风，就在于学生在科学、数学和外语等科目上的失败，因此重视各级学校的教育知识的学习和整体教育质量的提升成为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其二，对教育进行大额度的投资，无论是基于战略的考虑抑或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法案多处明确要求联邦政府增加对教育的投资，而且这种教育投资增长的幅度远远大于以往。
《国防教育法》对教育质量的重视与之前有着本质区别，如果说“基础教育委员会”
的成立还只是教育学术研究组织的一厢情愿，那么该法案的适时颁布已经表明了美国政府对进步主义教育的彻底告别，学生的学习成就和教育质量已经成为美国教育改革的中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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