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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他主持华人教育处期间，先后编写、主编或合编的教材读物有：《幼稚园课本》（16册）、《儿童国语课本》（包括中部、北部、南部各8册）、《儿童作文课本》（12册）、《中国历史故事》（40册）、《小学自然故事》（40册，又称《自然教材》）、《儿童科学丛书》（100册）、《儿童图画诗歌》（12册）、《世界儿童节奏集》（2册）、《最新英文读本》（4册）、《最新英文习字帖》（5册）、《儿童英文诗歌》《少年英文诗歌》《小学生应用图表》《儿童活页手工教材》《算术练习片》《四季故事唱歌集》《世界儿童歌曲》等。
这些教材读物绝大多数是由儿童书局出版的。
①教育思想家
陈鹤琴在上海的11年中，除了为改善租界华人儿童教育条件而努力外，还从各个方面为改良儿童教育，为争取更多儿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做了大量工作。
1929年7月，他发起创建的中华儿童教育社在杭州成立，之后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儿童教育社上海社员读书会，每月一次，进行讨论、参观、演讲等活动，交流教育学术和经验，推动上海儿童教育的科学化改革。
（3）开展新文字试验与难民教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其后不久日军侵入上海。
顿时百万难民云集租界区，出现了不少难民收容所。
如何对这些难民特别是难民中的儿童进行文化普及教育，引起了当时爱国志士的普遍关注。
作为公共租界区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深感自己有义务承担起难胞教育工作。
他不仅是上海国际救济会常务委员兼教育组负责人，而且还是上海国际红十字教育委员会主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全面负责上海难民教育工作。
作为上海难民教育的主要负责人，陈鹤琴对难民尤其是难童教育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忱。
他说：“难民问题是不能单靠给饭吃、给衣穿和给住宿就能全部解决的。
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应该被最好的运用。
只有慈善的施舍，而没有教育和工作，就可能产生乞丐，因此给难民适当的教育和有益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①他组织起难民教育处，亲自制订计划、分配任务、听取汇报、安排教师，使所有难民收容所都办起了小学，个别还办起了中学。
由于难童过多，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他总是利用他自己的声誉、地位和影响解决难童教育中的困难，包括教师、课本、教室以及经费的短缺等，也用他认真的工作精神和对难童的一片赤诚鼓舞人们，使这项工作得以蓬勃地开展，最终做到“在租界和越界区的205个难民营中有164所学校，对27948名儿童进行教育”
②。
除了难民所里的难童，还有许多失去家人和父母、举目无亲、流浪街头的流浪儿需要关注。
陈鹤琴又集合社会热心人士创办了上海儿童保育院，专门收容流浪儿童，予以抚养教育。
他还发起组织了“儿童保育会”
，被推为理事长，和其他理事一起为流难儿童筹募经费，指导制订保育计划。
陈鹤琴通过“儿童保育会”
创办10所报童学校和2个报贩成人班。
在陈鹤琴的直接指导下，报童学校确实办得很有特色。
在组织领导难民难童教育的过程中，陈鹤琴接触到大量的成人和儿童文盲，并由此联想到整个国家普遍存在的文盲问题。
他认为只有先使这些文盲认识了文字，让他们能看报读书，才能让他们掌握科学常识、了解世界大事，增强民族意识、国家观念，进而唤起抗日救亡的觉悟。
鉴于汉字本身“既难读，又复难写，自然也就难于记忆了”
①，终日为生活奔忙的中国老百姓又没有那么多时间用于学习的实际情况，陈鹤琴就在上海难民收容所中积极进行用拉丁化新文字扫除文盲的试验。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留苏的中国共产党人吴玉章等人改进制定的，后引进国内形成了一个文字改革运动，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1938年后，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决定争取得到租界内知名人士，当时负责难民教育的陈鹤琴的支持，使该研究会作为社会教育团体不被租界当局取缔，使拉丁化新文字在普及难民教育中继续发挥应有作用。
陈鹤琴非但毫无顾忌地答应下来，而且对在难民中进行新文字教育试验表现出极大兴趣。
他不但为该会争取到合法团体的身份，而且还亲自抓这件事，专门划出十个难民收容所作为试验点，在难民中大规模地开展新文字教学试验。
为了使新文字教学试验得到更好的效果，陈鹤琴自己动手编写新文字教材和读物。
1938年2月，他编写的新文字教材《民众课本》，分上、下两册，由国际红十字救济会难民教育股出版。
除教材外，他还编写了成套的新文字读物，有《岳飞》《花木兰》《文天祥》《郑成功》《班超》《爱迪生》《林肯》《富兰克林》《瓦特》《富尔顿》《史蒂文生》《诺贝尔》《倍尔》《齐柏林》共14种，以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对照排印，陆续由世界书局出版。
该套读物中所选的中国历史人物均为民族英雄，用以启发难民抗日爱国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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