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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编制了新文字教学挂图——拉丁化同音字母表。
陈鹤琴还写了不少倡导拉丁化新文字的文章，如1938年在《每日译报》上发表《新文字与难民教育》，后又在《上海妇女》上发表《新文字与妇女》，还在英文版的《中国季刊》上发表《汉字拉丁化》，以此来宣扬新文字在难民教育、妇女解放、家庭教育方面的意义，论述汉字拉丁化的优越性。
他还利用各种形式的活动来推进新文字教育工作的开展。
为了激起难胞学习新文字的热情和整个社会对新文字试验的关注，陈鹤琴特别设计了一种圆形徽章，中间画一把钥匙，钥匙柄上有“铲除文盲”
四个汉字，周围一圈用汉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同时标出：“我能看书写字。”
以此来奖励那些学会新文字的难民难童，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陈鹤琴不仅在理论上大力宣传新文字的优越性，而且亲自开展新文字教学试验。
在陈鹤琴的直接领导下，租界区难民收容所的新文字教学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
国际红十字救济会难民教育股专门成立了新文字组，专门负责各收容所的新文字教学工作，举办了新文字师资培训班。
难民教育股发布了由陈鹤琴起草的《收容所新文字教育草案》，在难民教育刊物《民众常识》内辟出篇幅作为《新文字专栏》，为难民提供新文字读物。
他还先后主持“上海难民学艺展览会”
（1938年7月）、“上海第一次新文字展览会”
（1938年9月）和“中国语文展览会”
（1939年8月），展示了新文字教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自1938年初至1939年冬，陈鹤琴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难民教育和拉丁化新文字的试验和宣传推广上。
5.创建我国第一个培养中、高级幼教师资和研究人才的教育体系
陈鹤琴是我国幼儿师范教育的创立者，他在幼儿教育“中国化”
“科学化”
的过程中感到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幼教师资的培养。
陈鹤琴认为，当时我国幼稚教育之所以完全落入外国人之手，原因就在于很少自己开办幼稚师范，缺乏民族化的学前教育师资，几所教会设立的幼稚师范毕业生也供不应求。
他认为，要实现幼儿教育的中国化、科学化，不能再让外国教会控制幼教师资的训练，而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培训师资，必须对旧的师范教育进行改革，并通过改革实验产生一部确当而完整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学制、新课程、新教材和新教法，以此来创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师范教育。
为此，他做了大量工作和不懈努力。
早在1926年陈鹤琴等人即拟就了进一步创办幼稚师范，实验培养中国化的学前教育师资的计划，并征得中华教育改进社和东南大学教育科的同意合作的意见，决定于1927年秋季实施。
另外，由于鼓楼幼稚园作为一所众人瞩目的实验幼稚园，拥有较好的设备和优良的师资，这种条件并非当时社会所能普遍具备，鼓楼幼稚园的试验成果并不适宜大范围推广。
为此，陈鹤琴等人本着学前教育平民化的精神，计划试验“能最普遍设立的幼稚园”
，并初步确定了“学前教育要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
的方向，提出要“试验花二百元开办费可以办一所极好的幼稚园；一个极小的村庄里，只要有一位妇女能做幼稚教师，与邻居合作，就可以举办一所家庭幼稚园”
①。
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导致人事变动。
陈鹤琴本人也于1927年应邀任南京特别市教育局学校教育课课长。
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陈鹤琴等人创办幼稚师范、试验平民化幼稚园的设想，也作为鼓楼幼稚园试验的延伸和拓展，1927年9月他热情支持陶行知先生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兼任该校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和指导员。
1927年11月成立我国第一个乡村幼稚园，即晓庄幼稚师范院的第一所中心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开始用“艺友制”
即带徒弟的方式培养晓庄派去的学生，做培养推广幼教师资的试验。
此后，晓庄又成立了多所中心幼稚园，进行乡村学前教育试验，陈鹤琴作为院长对这场试验负有总指导的责任。
1928年陈鹤琴到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任职后，张宗麟实际承担了教育试验的领导之责，不久晓庄师范被封。
1940年他为摆脱敌伪特务的暗杀威胁，而离开上海来到大后方。
为了实现自己20多年的夙愿，他毅然拒绝担任重庆国民党教育部委任的国民教育司司长的官职，怀着满腔热情邀请一批有志者，到人所不屑、不愿去的荒山僻壤——江西泰和文江大岭山去办学，建立起我国第一所公立幼师——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
文江原是一片荒山野岭，幼师的校址就选在文江村这个松林密布、无人居住的大岭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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