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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十字军运动：1274—1700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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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豪斯利
十字军运动发展到第二个百年末期的时候，已经陷入危机四伏的状态。
在西班牙、普鲁士及意大利，刚刚获得的胜利已然很不稳固，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中。
这些胜利并不能弥补一个事实，即面对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势力的逼近，守卫“圣地”
的任务已经形同一场灾难。
考虑到十字军运动的性质，其危机注定体现在两个方面——信仰危机与战略战术危机。
正如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1274年）的十字军法令《为热情的信者》（stitutionesproZeloFidei）所言：“真是对造物主莫大的耻辱，同时也是对那些忠于基督教的信徒的伤害，他们（马穆鲁克）竟然用如此肮脏的话语来嘲笑并辱骂基督徒：‘基督徒的上帝究竟在哪儿？’”
（115：2）这场危机并没有在1291年结束，因为当时的人们根本无法接受失去巴勒斯坦这一事实。
事实上，直到1337年百年战争爆发时，收复“圣地”
的愿望才在一些乐观者的心目中慢慢浮现。
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一方面启动了远征思想的发酵，另一方面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组织形式与财政投入等问题上的执行措施。
这两方面因素对1300年前后几十年的十字军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我们对晚期十字军运动的研究，也是从这两方面入手的。
虽然并非只有这些变化才是促进十字军运动在接下来的几个世代继续发展的原因，然而恰恰是这些元素，以其强大的吸引力、韧性与适应能力，为十字军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磨炼期及其遗产
“为了收复‘圣地’，有三样品质是重中之重，即智慧、能力与热情。”
拉蒙·卢勒（RamonLull）在他的《论收复圣地》（DeaeTerraeSanctae）一书的序言中，为发起收复“圣地”
运动制定了一个议程表。
智慧是以建议的形式呈现的，这个品质显然并不缺乏。
在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后、英法战争爆发前的几十年间，有很多拉丁基督徒撰写过与收复“圣地”
相关的论文，而卢勒是其中最负盛名，也是最高产的作者之一。
根据学者西尔维娅·施恩（SylviaS）的研究，单单在里昂与维埃纳大公会议之间（1274—1314年），就有26位这样的作者。
从出身、地位、隶属关系以及专业技能的角度看，这些作者几乎形成了欧洲男性社会的横截面（有趣的是，在已知的文献中并没有女性作家的身影），这里包括两位国王、一位法国王室官员、几位主教与行乞的托钵修会会士、几位骑士团团长、一位流亡的亚美尼亚大公、一位威尼斯商人以及一位热那亚医生；其中，那两位国王分别是塞浦路斯的亨利二世与那不勒斯的查尔斯二世（CharlesIIofNaples），而那位王室官员则是诺加雷的威廉（Williamof）。
在这些作家中，有些是纸上谈兵的战略家，有些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即便收复“圣地”
这件事本身并不总是需要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些文章都是写给一位读者看的，通常不是一位皇帝，就是一位教皇，而文章的作者们都希望，在他们的建议下，这位读者能够立即采取行动。
这些建议与劝告的大量爆发是前所未有的，它们非常独特，且具有重大意义。
这个局面的出现，部分是由于从格列高利十世开始的历届教皇，都依照英诺森三世所立下的传统，即十字军运动发展的本源来行事，而他们所参照的，都是征集而来的意见。
在存留至今的早期的短文与备忘录中，它们大部分是为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而作。
第一篇成熟的文章是帕多瓦的菲登齐奥（FidenzioofPadua）关于收复“圣地”
的作品，这可能还是对格列高利十世的回应，他当时呼吁人们为十字军运动书写建议。
然而这部作品直至阿卡沦陷前不久才刚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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