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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脑中装满混杂的观念，参差不一，越来越多，互相交错；所有的文化，本国的、外国的、过去的、现在的，像洪水般灌进我们的头脑，留下各式各种碎片。
比如你在现代人面前说一个“树”
字，他知道那不是狗，不是羊，不是一样家具；他把这个符号放进头脑，插入一个分隔清楚、贴着标签的格子里；这就是我们今日所谓的理解。
我们看的书报和我们的知识在我们精神上堆满抽象的符号；我们凭着调度的习惯，以有规律的合乎逻辑的方式，在各个符号之间来来往往。
至于五光十色的形体，我们不过瞥见一鳞半爪，而且还不能久留，在我们内心的幕上才映出一些模糊的轮廓，马上就消失了。
如果能记住形体，有个明确的印象，那是全靠意志，靠长期的训练和反教育的力量。
所谓反教育是把我们受的普通教育硬扭过来。
这种可怕的努力不能不产生痛苦和骚乱。
现代最善于用色彩的人，不论文学家或画家，都是沉于幻象的人，不是过于紧张，就是精神**[1]。
相反，文艺复兴期的艺术家是千里眼。
同样一个“树”
字，头脑还健全而简单的人听了立刻会看到整棵的树：透明和摇曳的叶子形成一个大圆盖，黝黑的枝条衬托着蔚蓝的天空，皱痕累累的树身隆起一条条粗大的筋络，树根深深地埋在泥里抵抗狂风暴雨，所有这一切历历如在眼前；他们的思想决不把事物简化为一个符号与数字，而是给他们一个完整与生动的景象。
他们能毫无困难地保留形象，毫不费力地召回形象；他们会选择形象的要点，并不苦苦追求细节：他们欣赏他们心目中的美丽的形象，用不着那么紧张地把形象扯下来抛到外面去，像从身上揭掉一块活剥鲜跳的皮似的。
他们画画，好比马的奔跑，鸟的飞翔，完全出于自然。
那个时代，五光十色的形体是精神的天然语言；观众对着画布或壁画观赏形体的时候，早已在自己的心中见过，一看就认得。
画上的形象对观众不是陌生东西，不是画家用考古学的拼凑、意志的努力、学派的成法，人为地搬出来的。
观众对色彩鲜明的形体太熟悉了，甚至带到私生活和公共典礼中去，围绕在自己身边，在画出来的图画旁边制造出活的图画来。
你们看看服装吧，差别有多大！
我们穿的是长裤、外套、阴森森的黑衣服；他们身上却是盘会铺绣的宽大的长袍、丝绒或绸缎的短褂、花边做的衣领，刻花的剑和匕首、金绣、钻石、插着羽毛的小圆帽。
所有这些华丽夺目的装饰，如今只有妇女才用，当时却用在缙绅贵族的衣服上。
再看那些光怪陆离的赛会，每个城市都有的入城典礼，马队游行：那是上至诸侯，下至平民，人人喜爱的娱乐。
米兰公爵加莱亚佐·斯福尔扎一四七一年访问佛罗伦斯，带着五百武士、五百步兵、五十名穿绸著缎的当差，二千个贵族和随从、五百对狗、无数的鹰；路费花到二十万金杜加。
圣西斯托红衣主教彼得罗·里阿里奥，款待一次费拉尔公爵夫人，花了两万杜加；然后他游历意大利，随从的众多、场面的豪华，人家竟以为是他的哥哥教皇出巡[2]。
劳伦特·特·梅迪契在佛罗伦斯办一个化装大会，表演古罗马政治家卡米耶的胜利。
大批红衣主教都来参观。
劳伦特向教皇借一头巨象，因为象在别的地方，教皇送了三只豹来，还为了身份关系不能来参加盛会，表示遗憾。
卢克雷斯·博尔贾进罗马的时候，带着两百个盛装的女官，骑着马，每人有一个绅士陪随。
贵族和诸侯们的威武的姿态、服装、排场，给人的印象好比一本正经的演员排着仪仗游行。
从编年史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意大利人只想及时行乐，把人生变做一场盛会。
他们觉得为别的事情操心是冤枉的；最要紧的是让精神、五官，尤其眼睛得到享受，豪华的大规模的享受。
的确，他们也没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对政治与慈善事业的关切，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没有国会、没有会议、没有报纸；出众的人或有权有势的人，没有什么议论纷纭的群众需要领导，不必考虑公众的意见，参加沉闷的辩论，提供统计的数字，为道德问题或社会问题打主意。
意大利的统治者都是些小霸王，权力靠暴力夺取，也靠暴力保持。
他们空闲的时间就叫人建筑、画画。
富翁与贵族同霸主一样只想寻欢作乐，罗致美丽的情妇、雕像、图画、华丽的服装，安插一些间谍在霸主身边，打听有没有人告密，想杀害他们。
他们也不为宗教烦恼或操心；劳伦特·特·梅迪契、亚历山大六世，或卢多维克·斯福尔扎的朋友们，不想办什么传道团体去感化异教徒，筹募基金去教育群众，提倡道德；那时意大利人对宗教非但不热心，而且还差得远呢。
马丁·路德满怀着信仰，诚惶诚恐地来到罗马，结果大为愤慨，回去说：“意大利人目无神明达于极点；他们嘲笑纯正的宗教，挖苦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样样相信《圣经》……他们上教堂的时候有句话：我们去迁就一下群众的错误吧。
他们还说：倘若我们每件事情相信上帝，那就苦死了，不会有快乐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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