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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的英国，“理智”
作为理性的对等物概括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它包括实用理性、辨识好坏的能力与常识感。
从托马斯·理德的《常识》，到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再到休谟的《自然宗教对话录》等，对理性的赞颂贯穿于不同种类的作品中。
启蒙运动的工具是写作，散文是其核心的表现方式。
马修·阿诺德称18世纪为“散文的时代”
：“小说家比诗人的风头更盛，中世纪的作家里面没人能比理查逊和菲尔丁更受欢迎和爱戴。”
笛福描绘了18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为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既务实又充满张力的散文语言。
笛福之后，叙事散文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亨利·菲尔丁力求语言准确并加强对修辞的使用。
到18世纪后半叶，散文体裁变得多种多样，除报刊文学之外，日常作品，像书信、日记或游记等，以亲切熟稔的口吻博得读者青睐。
也有思想性极强的论文，涉及经济、政治和美学等领域，休谟和贝克莱是哲学类的代表，亚当·斯密则代表着政治经济学的成熟。
其他的散文样式包括人物传记（包括自传）和历史著作，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博斯韦尔的《约翰逊传》都是代表性作品。
约翰逊的《英国诗人传》以熟练运用对仗句和圆周句把英国散文推至一个新的高峰。
虽然18世纪末期这种风格变得生硬、刻板、充满书卷气，但英国散文的发展趋势说明，“整个社会日渐文明化，……人们学会了坐下来讲道理，用理性的精神来对待不同的意见”
。
讽刺文学兴盛，与启蒙运动的理想有关联，也与贺拉斯、尤文纳里斯等古罗马文学家的作品被广泛阅读有关。
“新古典主义认为诗人是人类行为和整个世界各种代表性意象的制造者，而他制造生命意象的目的是为了教育读者。
为了有效地教育，他必须以他技艺所达的一切语言、韵律和修辞来修饰文章以飨读者。
这个对诗人本质的认识决定了新古典主义的说教性、讽刺性、仿效性和有序性。
"18世纪的主要作家都是讽刺大师，政治现实、日常生活和人类本性中的邪恶、愚蠢和弱点等等，都是讽刺的对象。
在讽刺文学中，反语、挖苦是主要工具，夸张、取笑、对比、双关也是常用的工具。
18世纪前半期又是新古典主义在欧洲兴盛的时期，它与托马斯·莫尔那一代的古典主义有区别。
按照新古典主义，希腊和罗马的技巧与精神是文学的最高理想，荷马、维吉尔、奥维德和贺拉斯的作品因此重新流行，而同时期法国的经典作品也被认为是模仿的范本。
艺术家崇尚秩序、理性、逻辑与精确，避免情绪；文学是提升人性、改善社会生活的工具。
文学家为文学创作设立了规矩，比如散文要追求准确、直接、平实，诗歌要追求抑扬格五音步、押韵、史诗风格与教化，戏剧要遵守三一律，即时间、地点、行为，要符合英雄体，努力发展悦人耳目的表现形式，并借此教育和规范读者。
18世纪英国文学的主流是新古典主义，它是与蒲柏、斯威夫特、艾狄生、约翰逊联系在一起的，这四个人几乎跨越整个18世纪，是英国新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在文化领域影响很大，属于文坛领袖。
亚历山大·蒲柏是18世纪前期最知名的诗人，也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他的天主教背景和身体残疾影响了他的学习机会，他便通过自学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学术成就。
蒲柏与同时代作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不卷入政治派别，与辉格党和托利党作家都有联系。
1714年他与朋友创立一个文学俱乐部，着力推广真诚灵活的文字风格。
蒲柏的作品继承了古典传统，他早期受弥尔顿和德莱顿的影响，追求崇高的意境、诗的意象、语言的纯洁及词句优美。
他凭借英雄双行体（heroiccouplet）、荷马史诗翻译以及讽刺散文，成为18世纪前期最知名的英国作家。
他通过自己的诗作和文学批评来建立英语的诗歌规范，提倡精确，强调格律。
《温莎森林》（Wi，1713），将英国的过去与未来、风景与贸易写在诗歌中；长诗《论批评》（AnEssayonCriticism，1711匿名发表）用英雄双行体写成，强调常识与文雅，是对那个时代关于诗歌的讨论的一个回应。
在这部说教性质的诗作中，诗人概括了文学评论的完整历史，批评当时学界的文风，呼吁作家学习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以简朴的文字表达深刻的思想。
艾狄生称这部作品“集合了关于文学和批评主题最深刻和最受肯定的观察”
，“蒲柏在此诗中没有刻意求新，而只希望以最为读者喜闻乐见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达方式给现代诗人揭示被普遍认可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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