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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柏的结论是：古典作家的诗歌规则是符合诗歌本性的，诗的规则和宗教道德规则一样，是自然规律的反映，他认为理想的批评家因其作品中的道德意味，而成为理想本身。
在阐述作者道德理想的《论人》（AnEssayonMan，1733-1734）中，他仍然用英雄双行体写作，其核心内容是18世纪的天意观念。
蒲柏辩称：不管宇宙看起来多么不完善、不可预测，但它按照自然法起作用，因为有自然法存在，宇宙成为上帝的作品；自然中充满偶然因素，但它是被事先安排好的，上帝是这些安排的创造者；在自然中，人不可能是中心，上帝才是，人通过信仰体会宇宙秩序，也满足于这种秩序，这就是得救。
《夺发记》（TheRapeoftheLock，1712年初版）是采用英雄体写成的滑稽剧，蒲柏用史诗的笔法叙述两个家庭因为偷剪头发而展开大战，闺房、梳妆台、咖啡桌之间的战斗被写得像伊利亚特的战场。
这部诗体现了诗人的讽刺技巧。
他的后期作品《致奥古斯都》（ToAugustus，1737）模仿贺拉斯的笔法，对乔叟以后直到他那个时代的英国诗人特别是当代文人逐一评点，再次表现了他的讽刺天赋。
在《群愚史诗》中（TheDunciad，1728-1743），他对各种人物的讥讽、攻击发挥到淋漓尽致，他对世风，对压迫与自大，对市侩和自己的竞争对手，都极尽讽刺之能事。
在19世纪，蒲柏的作品受到了不少批评，有些评论家认为他是散文家而不是诗人，因为他的诗歌饱含智慧，结构规范，是一板一眼的散文体，唯独缺少想象力。
布莱克用“典雅的形式主义”
来概括他。
不过蒲柏的文坛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在他笔下，英雄双行体被发挥到极致。
到20世纪，由于反浪漫主义兴起，不少评论家把蒲柏誉为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家，18世纪初被称为“蒲柏时代”
。
18世纪早期的第二位讽刺大师是斯威夫特。
他出生于都柏林，父母是来自英格兰的移民，在爱尔兰接受教育。
他对英国的统治不满，向往爱尔兰的独立。
生活的坎坷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所处国家和社会洞察入微。
他对个人与民族的挫折都很敏感，“他的著作具有模棱两可的特征，对于对抗怀有苦涩的喜爱，对不同观点、形象和前景给予调侃，而且紧扣着当时不列颠和爱尔兰极富争议的政治、宗教和民族问题”
。
观念的冲突在他身上反映强烈。
这似乎是典型的现代问题——更多体现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没有答案的感受使他对所有的答案都持有距离且抱有适当的讽刺态度。
例如，他既是“光荣革命”
的自由原则的倡导者，又赞成国教会的至上地位；既受那个时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也对爱尔兰的独立持民族主义的立场。
他对于人性的理解很透彻，承认人性中无可避免的瑕疵。
由于与许多著名的政治家结交，斯威夫特批判政治界的阴谋、罪恶和腐败，而在爱尔兰的牧师工作又帮助他了解了学术界的腐败。
他甚至号召爱尔兰人民抵制英国新币的发行，因为这一政策导致爱尔兰急剧的货币贬值。
斯威夫特的作品机智而幽默，滑稽是其主调。
《书之战》（BattleoftheBooks，1704）全名是《关于上星期五发生在圣詹姆士图书馆中古代书与现代书之间战斗的真实记述》（AFullaoftheBattleFoughtLastFriday，BetweeandtheModernBooksinStJames'sLibrary），以嘲笑的口吻再现当时沙龙和学院派关于古典文学与本国文学的争论。
各派混战产生了喜剧效果：亚里士多德瞄准培根，却射中了笛卡儿，这种带有荒诞特征的讽刺文学体现了拉伯雷的影响。
《关于使爱尔兰的穷人孩子如何避免成为父母或国家的负担并使他们对公众有益的一个小小建议》（AModestProposal，1729）中，这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把爱尔兰孩子做成食品吃掉，而整个作品是对这个建议的类似于实验报告的论证，不时运用逻辑论证和数学公式。
当时的爱尔兰已经成为英国的属国，政治上受控制，经济上受盘剥，在此背景下斯威夫特写出此文，表面上是冷静献策，还要引用科学分析和数字考证，但字里行间渗透着尖刻的讥讽，文中许多词句令人毛骨悚然，而语气却异常平静。
比如他说：“一个孩子够做两个菜，用来招待朋友。
当家人自己吃饭时，前腿或后臀就够吃一顿了。
如果抹了点胡椒和盐，第四天煮了吃，是冬天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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