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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其中不乏优秀作品，但也有不少现在看来是缺乏文学价值的，甚至是宣扬极左思想的应时之作。
俄苏文学翻译的这种繁荣局面，到了1957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而受到遏制。
1962年，不再公开出版苏联文学名著，此后的几年，俄苏文学译作更是呈逐年递减趋势。
1966年，随着所谓“无产阶级**”
的爆发，许多俄罗斯经典作品和苏联文艺被当成封、资、修的垃圾而遭到封杀。
这一时期的欧美文学名著的翻译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在欧洲古代文学方面，楚图南翻译的斯威布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罗念生翻译的古希腊三大戏剧家的代表作、周作人翻译的《伊索寓言》等，一直到现在都是权威译本。
在西班牙文学翻译方面，杨绛直接从原文译出的《小癞子》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受到欢迎。
在法国文学方面，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的一系列小说大都在1950至1960年代问世，其中有《高老头》《邦斯舅舅》《贝姨》《夏倍上校》等，他的译作被公认为是法国文学翻译乃至所有翻译文学中的典范之作。
穆木天翻译的《欧贞尼·葛朗台》和《勾利尤老头》等巴尔扎克小说，赵少侯翻译的莫里哀戏剧，罗大冈翻译的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李青崖翻译的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李健吾翻译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莫里哀戏剧六种》，罗玉君翻译的司汤达的《红与黑》及乔治·桑的《魔沼》《小法岱特》，王力（了一）翻译的左拉的《娜娜》和《小酒店》，毕修勺翻译的左拉的《崩溃》《萌芽》，杨绛翻译的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郝运翻译的都德、法朗士的作品，成钰亭翻译的拉伯雷、缪塞的小说，郑永慧翻译的巴尔扎克、萨特、纪德的小说等等，都在读者中有广泛影响。
在英美文学翻译方面，方重翻译的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乔叟文集》（两全卷）填补了乔叟作品译介的空白。
曹未风翻译了莎士比亚戏剧十二种诗体译本，成为此时期大陆地区翻译莎剧最多的翻译家。
卞之琳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独具艺术魅力，屠岸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朱维之翻译的弥尔顿的《复乐园》，王佐良翻译的《彭斯诗选》，查良铮翻译的《拜伦抒情诗选》，杨熙岭翻译的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朱维基翻译的拜伦的《唐璜》，王科一翻译的雪莱的长诗《伊斯兰的起义》，袁可嘉翻译的英美诗歌，杨德豫翻译的《朗费罗诗选》，董秋斯翻译的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周煦良翻译的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杨必翻译的萨克雷的《名利场》，张谷若重新翻译修订的《还乡》和《德伯家的苔丝》、李俍民翻译的《牛虻》，老舍、杨宪益、朱光潜等翻译的三卷本《萧伯纳戏剧集》，杨周翰翻译的斯沫莱特的《兰登传》，王仲年翻译的《欧·亨利短篇小说选》，张友松翻译的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镀金时代》和《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选》等，都是翻译文学的精品之作，有的至今仍流行不衰。
1954年，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共计一百八十万字。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莎士比亚全集》重新修订，将朱生豪所译的三十一个剧本进行校对，并将他未译的六个历史剧和莎氏诗歌全部补译出齐。
在德国文学翻译方面，有钱春绮翻译的德国古代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冯至翻译的《海涅诗选》、冯至主译的《布莱希特选集》、李长之翻译的席勒的戏剧《威廉·退尔》和《强盗》等，深受读者欢迎。
在美国文学方面，韩侍桁重新翻译的霍桑的《红字》，张友松翻译的马克·吐温的一系列小说，曹庸翻译的《白鲸》、吴劳翻译的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王仲年翻译的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施咸荣翻译的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袁可嘉翻译的英美现代诗歌等，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北欧文学方面，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影响很大，是翻译文学中的精品。
东方（亚非）文学，主要是日本和印度文学的翻译，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了重视。
50年代初国家有关部门就作出了系统翻译东方文学古今名著的计划。
其中，日本文学的翻译走出了战争时期的低谷。
古典文学方面有周启明（作人）翻译的《古事记》（1963）、江户时代式亭三马的滑稽小说、日本古典戏剧集《日本狂言选》等。
近代文学方面，二叶亭四迷的长篇小说《浮云》、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岛崎藤村的代表作《破戒》、石川啄木的诗歌和短篇小说集、《国木田独步选集》、《樋口一叶选集》、德富芦花的长篇小说《黑潮》等，都有译介。
现代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翻译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和宫本百合子三位作家的作品。
战后文学作品的译介主要有萧萧译野间宏的长篇小说《真空地带》，楼适夷译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钱稻孙、文洁若译有吉佐和子的《木偶净琉璃》等。
在印度文学方面，由于整个50年代中印两国关系友好，印度文学翻译获得了空前繁荣。
《沙恭达罗》和《云使》分别由季羡林和金克木译出，古代戏剧家首陀罗迦的《小泥车》和戒日王的《龙喜记》也由吴晓铃译出。
现代文学的译介以前几乎只有泰戈尔的作品，此时期泰戈尔仍然是翻译的重点，对他的作品的翻译更趋于系统化和规模化。
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的《泰戈尔文集》。
被誉为“印度进步文学的旗手”
的普列姆昌德的长篇小说《戈丹》和短篇小说集都有了译本。
在波斯文学翻译方面，潘庆舲从俄文转译的波斯古典名著《鲁达基诗选》《鲁斯坦姆与苏赫拉布》（《王书》选）及他编译的《郁金香集》（波斯古代诗选）、还有水建馥从英文翻译的萨迪的《蔷薇园》等，都填补了空白。
总之，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上半期，我国的翻译文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严格管理，使得翻译的选题与出版井然有序。
翻译家们一般都拿国家工资，生活相对有保障，能够潜心翻译，加上审稿严格，一般少有劣译出世。
许多优秀的译作都出在这一时期，至今仍不断重印。
不过，现在看来也有一定的时代局限，主要是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译本必有序言（这十分必要），但译本序言必以作家生平开头，接下去以官方意识形态为指导，无论什么性质的作品，必运用阶级分析的、社会反映论的方法对作品进行分析，常常免不了生搬硬套，方凿圆枘；而对翻译家个人的翻译情况、版本情况等读者关心的问题，却很少涉及。
较之1920至1940年代，这方面不但没有进步，甚至反倒有所退步。
译本序的这种八股文式的呆板写法，流风所及，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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